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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21日 星期六

徐世昌

徐世昌徐世昌

开放分类:中华民国总统中国人中国总理中国政治人物人物

徐世昌徐世昌

徐世昌(1855年10月24日—1939年6月5日),1855年生于河南,前清举人,后中进士。自袁世凯小站练兵时就为袁的谋士,并为盟友,一文一武,互为同道;1905年曾任军机大臣。徐世昌深谋远虑,颇得袁世凯的器重;但他又能与袁保持距离,进退有度,在袁称帝时以沉默远离之。辞掉总统职务后,多次拒绝日本人的劝诱,不供伪职。徐世昌国学功底深厚,不但著书立言,而且研习书法,工于山水松竹,被称为“文治总统”。1918年9月4日,徐世昌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1939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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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徐世昌 别名:卜五

籍贯:直隶(今河北)天津 性别:男

国籍:中国 出生年月:1855年10月24日

去世年月:1939年6月5日 职业:政治 东三省总督政治 国务卿其他 红十字会会长

政党:北洋 代表作品:《水竹邨人临帖》;《石门山临图帖》;《晴风露月四竹图》



徐世昌 - 简介

徐世昌

徐世昌

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1855--1939),男,清末、北洋政府官僚,北洋政府总统。字卜五,号菊人,又号涛斋(号水竹邨人)。河南出生,直隶(今河北)天津人。远祖籍浙江鄞县。徐世昌先后娶卫辉曹氏和辉县席无棣为妻,曾经在辉县百泉“水竹村”置办田宅。 徐世昌文人出身,昌诗、书、画俱晓。为总统时曾成立北京艺术篆刻学校,即后来中央美术院前身。为了阻止新文化运动的高涨,徐极力鼓吹“尊孔读经”以为抵制。退出政界于天津“退耕堂”过隐逸生活後,藉助僚友门客编撰书籍20余种。著有《欧战后之中国》《退耕堂政书》《大清琨辅先哲传》《书髓楼藏书目》《东三省政略》等书。 徐世昌的书画作品颇有声誉,曾在中国、日本等国画展中展出。

徐世昌 - 大事记徐世昌

徐世昌

徐世昌

1879年徐与袁世凯结为盟兄弟,得袁资助北上应试。先中举人,后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光绪十二年(1886)中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

1897年,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兼任新建陆军参谋营务处总办,是袁世凯的幕僚之一,此後累获擢升。

1904年,袁世凯创建警察,保举徐世昌为巡警部尚书,负责京师的治安。

1907年东北改设行省,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其时东北处于日俄战争之中,清朝的根本被蚕食,徐世昌多所举措,采取开商埠,借国债,连与国,修铁路等一系列措施。并在东北推行新政,以此来抵制日俄对东北的控制。

1909年,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罢黜,徐世昌自请病退,调任邮传部尚书,京浦铁路督办。

1911年5月,清廷设皇族内阁,徐成为仅有的四名汉人内阁成员之一。任协理大臣。辛亥革命爆发,徐力主起用袁世凯镇压革命。同年11月袁组织责任内阁,徐改任军谘大臣、加太保衔。至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後方向清室请辞。

1921年3月,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徐力辞太保,隐居青岛观望时局变化。

1914年5月,袁世凯据新的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由任徐世昌为国务卿,其时袁世凯称呼徐世昌、赵尔巽、李经义、张骞为“嵩山四友”。次年袁公开推行帝制,徐以局势难卜求去,退居河南辉县水竹村。

徐世昌

徐世昌

1916年3月袁被迫取消帝制,恢复民国年号,起用徐为国务卿。徐在公私两方面为袁尽力。因要求讨袁护国军停战议和遭到拒绝,徐任职仅一月力荐段祺瑞继任。袁世凯死後,黎元洪任总统,段祺瑞任总理。二人不久即发生府院之争,徐以北洋元老资格应邀抵京,先调解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的权力斗争,後又调解直系军阀首领冯国璋和段祺瑞的矛盾。

黎元洪去职后,1918年10月,徐世昌经皖系军阀操纵的安福国会选举为总统。他标榜“偃武修文”,下令对南方停战,次年2月于上海召开南北“议和会议”,但无结果。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时,徐被迫免去曹汝霖、章宗祥及陆宗舆职务,以缓和全国舆论的反对。在北洋军阀各派系的斗争中,徐世昌惯以元老身份和居间调和者的角色因势操纵。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获胜,控制了北京政府,曹锟、吴佩孚指徐世昌总统为非法,迫其去职,自此徐世昌退出政界,居住天津租界。晚年日本人尝试邀徐出任华北政府职务,徐世昌拒绝参加日军组建的华北傀儡政府,保持了民族气节。

1939年6月6日于天津病逝,享年85岁。 

徐世昌 - 个人生平

徐世昌

徐世昌 书画

以晚清封疆大吏而任民国总统者,唯袁世凯、徐世昌二人。而袁世凯不知者少,徐世昌则鲜为人知。盖袁为窃国大盗,祸国殃民,故而臭名昭着;而徐世昌一生则力主和平。正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也。

徐世昌,1855年生于河南卫辉,字卜五,号菊存,晚年又号水竹都人、东海居士等。徐世昌远祖由浙江迁直隶,后移居河南。日后发达,凡遇以上三地人士,徐世昌皆称同乡;徐之善于拉关系、交朋友,于此可见一斑。

徐世昌幼年丧父,母教甚严。虽家境贫困,典当以延师教子,并自督课,且重德育。徐世昌回忆说:孩童之时,若有三份食物,便思得其两份,母即予严斥:“今日如此,长大又当如何?!”宁可将食物扔掉,亦不令世昌食。稍长,每一交友,母必察其人品如何,果系贤才,则款以美食;否则立予斥绝之。人见其孤苦,劝其依一县令亲戚,徐母曰:“托人余荫,罔知艰苦,无复有刻厉振兴之心矣”。族人感叹:“汝苦心持家教子,异日必有成就,真我家功臣也!”

徐世昌16岁时开始课人兼自学,以经营薪米;17岁因善书小楷,随叔祖父充县衙文案及家庭塾师;18岁为某知府治函札兼会计,以文会友;24岁为准宁县知事治理文牍,遇袁世凯,一见倾心。袁见徐青衣敝履,虽边幅不修却神采飞扬;谈吐间,显露出勃勃雄心与满腹经纶,赞道:“菊人,真妙才也!”当时徐世昌无钱赴应天府应多试,袁即赠银两百两,使世昌兄弟得已成行,并同时中举;四年之后,世昌又中进士,先援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援编修。张之洞(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李鸿藻(翰林院掌院学士)为其师长。编修为七品官,俸银甚少,生活清苦。人劝其外放知州、县,未从。因京官具有接近上层勿州迁亡优势。然而世昌在翰光一住9年,未办过一次学差、试官之类有利之事;但他并不急功近利,而是积极结交,疏通上下,同时勤苦读书,关心时事,作好各方面准备,以待时机。

翰林院是中国封建社会为科场尖子而设的最高机构,凡以科举进身之文士,无不孜孜以求。但徐世昌因不见宠于大学士李鸿藻,李认为徐“虚矫过人”,而不是发达。但徐世昌向李介绍袁世凯,通过李鸿藻,袁为李鸿章所常识,向朝延推荐他督练新军,却成为袁发展的起点,同时也成为徐仕途中走向发达的转折点。

徐世昌在翰林院已是“板凳要坐十年冷”,到第十年终于有了转机,袁世凯向清延奏请徐翰林兼管新建陆军稽查全军参谋军务营务处总办(相当于秘书长兼参谋长),徐欣然就任。虽然编制、原职、级别均予保留,但总是以高就低;徐却毅然离开翰林院,全力以赴,总揽全军文案并参与机密,袁不在时且代理其职。从此成为袁的得力智囊。

徐世昌到任不久,袁世凯即因克扣年饷、诛杀无辜被人告发,军机大臣荣禄与陈奎龙负责查办。徐与陈为同榜进士,私交甚笃,乃为袁说项,得以“乞恩姑从免议”,使一场弥天大祸消弥于无形,袁自是对徐感恩不尽。徐世昌在小站练兵工作虽只两年多,但他一来受到袁的高度信任与尊重,言听计从,称之为兄;二来是翰林出身,受到将领的尊重,皆称之为师;三来工作勤奋,自学军事及英语,先后编写了《新建陆军兵略存录》及《操法详晰图说》十三册,以新传统筹全军训练及教育,成绩卓着,声望很高,从而奠定了自己在北洋军队中仅次于袁世凯的地位,也达到了“以文修武、以军功进身”之目的。小站练兵,是中国军队走向近代化的里程碑,袁、徐皆功不可设。徐世昌最先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近代化军事理论,制订了中西结合的军制、法典、军规、条令及战略战术原则。后来的“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皆是从小站新军中成长起来的佼佼者。

 徐世昌

徐世昌 书画

徐与袁一样,即有政治野心、也有爱国热情,(袁至少在青年时代不失为一个爱国者)徐在翰林院时曾因甲午战败,与数十名同事联合弹劾李鸿章;值戊戌变法,徐、袁都参与了维新运动。但在关键时刻,当新旧势力交锋、经新势力将希望全部寄托在掌握军权的袁世凯身上时,袁却听信了“军师”徐大哥之言:“旁虽一国之主,然当政日线,势力薄弱;后(西太后)则两朝总持魁柄,廷臣疆帅,均其心腹,成败之数,可以予卜。与其助帝而致祸,宁附后而取功名”。徐世昌一言九鼎。袁深以为然,遂向荣禄告密。在义与利的选择上,徐、袁很现实地选择了趋利避害。二人均以戊戌六君子之血染红了顶戴花翎,从此深受后党恩宠,平步青云。诚然,即使当时徐赞表附新党,亦是以卵击石;“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历史上又有几人?不过袁世凯之恶在于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十分险恶卑劣,故当时有民谣骂袁曰: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国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袁世凯因难逃其责,幕后高参徐世昌亦难辞其咎。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太后西狩,徐世昌随行护驾,得到青睐。张之洞、袁世凯又交章保荐徐世昌,遂得重用。在随后的三年中,他相继涉足清廷政务、财务、军务、学务,1904年,得任中国史上1300年以来最后一次会试之阅卷大臣,也圆了十年翰林来往主考之梦。1905年,奉旨入值军机处(最高军政机关),年底即援军机大臣,署满兵部尚书。这一年徐世昌正好五十岁。以汉人署满人之兵部尚书,有清开国以来尚属首次。

徐世昌获此殊荣,尚未停止升迁的脚步。51岁时朝廷又任徐世昌为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兼管东三省将军事务,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系从一品级,各省督抚联名奏事,以徐领衔,排在直隶总督袁世凯之前。据查核,清末升迁较快的汉大臣林则徐、曾国藩、袁世凯从入仕到任总督各为20、21、21年,徐世昌虽然也是21年,但东北总督之位高权重,则为以上三人所不及。而在同一年,袁世凯与张之洞皆丧失了具有实权的总督大臣之位,入京担任了奉旨办事的军机大臣。

随着光绪帝与西太后的一同辞世,袁世凯的地位更岌岌可危。因光绪帝恨袁告密出卖之事;三岁溥仪即位,其父载沣为摄政王便一心想替其弟光绪报仇,欲除掉袁,已拟好将袁革职法办的上谕,因奕(军机处首席大臣,早被袁行贿买通)及张之洞极力反对,乃修改谕旨,以袁患显疾为名将袁“开缺回籍养疴。徐世昌时在东北,唇亡未免齿寒,不得不主动奏请开缺,清廷岂敢赶尽杀绝?只将其调任邮传部尚书,虽位列中枢,但其降用,也很明显。

而徐世昌在东北三年之作为,却值得大书一笔。东北三省为清廷皇家之发祥地,因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至清末,在徐世昌上任时,东三省在十年之内连遭俄、日两强三次大洗劫,国土大片沦丧,几乎成了两强的殖民地,民办凋残,疮痍满目。亡羊然后补牢。为谋挽救,1906年清廷派载振、徐世昌(皆为军机大臣)赴东北全面考察,并要求对症下药,提出解决方案。经两个多月数千里路跋涉,徐世昌向清廷提出了《通筹东三省全局疏》,洋洋十万余言,此时徐对治理东北,已成竹在胸。徐世昌一到任,首先针对其不治之原因--“以治兵之职,而辖管理民事之官,所务不同,利害亦异,隔阂既甚,牵制斯多,其终乃无一利之能兴,无一弊之不出”--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确立总督一人负责制,“举三省全部应办之事悉以委之”,“以一人之力总集群策,复以全国之力倾助车隅之地”。设行省公署,所属各司与督抚一起共同办公,“事则公商,移则会画”,简化办事手续,提高工作效率,从而建立起高效率决策机构和运行机制,同时也适应了晚清推行新政的要求。他强调值此非常之地、非常之时,非改革无以图存。为惩治腐败,更新吏治,徐世昌还推行了一系列具体政策,付诸实施。与此同时,他还大力招贤,尤其重用具有真才实学的留学归国人才,并向全国招揽第一流的时务人才,使东北三省“一隅之地,人才济济”;对贪官污吏则严厉打击,杀一儆百。上任数月,即查清并处理案犯数十起。其雄才大略,可见一斑。徐履东之初,财政困窘,入不敷出。他按照以兴办实业为中心,与列强进行商战,富省、强兵、御侮的思路,政弦更张,推行新财政政策,概括为:设立银行,多开商埠,聘用洋员,引进外资,但不设租界,确保主权。在农业方面,鼓励利用“地势广衍、土脉膏腴、雨量充足”之优越自然条件,发展粮食畜牧业。徐氏赴东北之前,当地因气候偏寒,农民尚不知种植小麦。经过考察,徐世昌积极倡导种麦,并向种植者提供国内及日、美良种,复“首弛粮食出口之禁”。“三年之后,东北遍地皆麦,自给而外,兼资运营。至今三省之民奉公(徐氏)为麦之先农”。他还从澳洲引进良种羊和拖拉机,对促进东北农牧业近代化的进程起了重要作用。

徐世昌还积极发展工商业,重视科、教。为改造满清八旗子弟的寄生生活,专门设厂办校以“化其气质”,使“八旗人才不可胜用且不必再为筹出路也”。他还抓了清剿土匪、移民屯垦,筹边安氏,修铁路,通电话……都是功德无量之举。

徐世昌

徐世昌 钱币

徐世昌督东北仅两年,东北面貌焕然一新,清廷亲贵载涛“自欧考陆军归国,经奉天(今沈阳)见马路、电灯、军警无不备具,街市焕然一新,乃宿公署,俨然欧式,益服世昌新政经画,非它省疆吏所及。还朝即力荐其值枢府焉。”世人称东北三省新政为“徐世昌新政”,徐亦为此而自豪。

在应对日俄侵略方面,徐在上任前与时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设定的外交方针,一是“以保卫主权为第一急务”;二是“在具体交涉时,为了在主要问题上达到我们的目的,在次要问题上让步也许会复得必要”。徐世昌对日本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予以坚决反击:“必示人以不可攻,而后人不攻;必示人以不可欺,然后人不欺。”在卫护领土主权等原则问题上据理力争,寸土不让。一次,日人在图门至六道沟90余里钉立木桩,暗将我国领土划入韩界(韩界为日侵占)徐令吴禄贞带人连夜拔去,并记上华名里数,钉立标识,使日人目瞪口呆。徐世昌任用与日交涉“着为功劳”的吴禄贞为解决“界务问题”督办,有效地遏制了日本蚕食中国边境领土的阴谋及“满州政策”的推行。

徐世昌在与沙俄侵略方针所进行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同样取得了“已无余憾,为之欣慰”的结果。徐世昌在东北实施近代化建设,使东北开改革之先河,在推进全国近代化进程方面,确实功莫大焉。 徐世昌还与袁世凯共同推出了中国最早的巡警制度,对巩固国本、防止外患、民安其业所起的积极作用,亦应予以肯定。徐世昌在任邮传部尚书时,采取雷厉风行的手段,为中国铁路、电力、邮政、航运等事业的发展,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徐世昌任邮传部尚书一年余,即1909年8月,政任协办大学士,补援军机大臣;一月后又援体仁阁大学士,系清代文臣的最高荣典,也是汉人枢臣中唯一最受朝廷信任者。

徐世昌还在东北时,就已考虑到清廷失势,便未雨绸缪,预谋转中退路。他为人处事十分谨慎,绝不骄矜,以党派示人;他既能符合潮流,大办新政;亦不疏远旧派、权要,可谓兼收并蓄,广结广交,左右逢源,上下畅通,从而为今日重掌枢要铺平道路。看来,“中庸之道”确是在官场上保身保位的灵丹妙药,徐世昌因此而赢得“水晶狐狸”的雅号。

徐世昌重掌中枢,欲行新政,却孤掌难鸣,于是他极力大造舆论,“助袁出山”,但清廷仍忌恨袁,并不理睬徐的保奏。直到辛亥革命义旗高举,清廷欲调北洋新军镇压革命,才不得已把重新启用袁世凯提上议事日程。因为北洋六镇,从将到兵,一直听命于袁;即使袁回河南闲居,仍在暗中联络,遥控指挥。

满人陆军大臣荫昌,指挥不灵,清廷亲贵慌了手脚,不得不依徐袁共商之六项“出山”条件,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各路军以皆归其节制,南下镇压革命。徐世昌终于完成了一项历史性任务。徐、袁重新联手,袁开始唱主角,二人配合得珠联璧合,天衣无缝。先排挤掉唯一的绊脚石--摄政王兼陆海军大元帅载涛--袁以总理大臣的名义直接下令要他率兵上前线便吓得打了退休报告。清廷此时认为唯一放心得下的便是徐世昌,随即加封徐太傅太保,无非要鞠躬尽瘁,效忠清廷。

这时的徐世昌,审时度势,顺应潮流,其指导思想与袁一样,逐渐由君主专政--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对革命党人的策略也由剿而抚,由抚和而。他们不愿与革命党的对阵,主张采用和平方式,赶清帝下台,这就避免了一场大内战,最终达到了推翻满清帝制、创建中华民国的目的,这个决策是明智的,值得肯定。为何逼清帝退位,归政于民国?据说还是世昌的妙计--让段祺瑞领衔,以北洋将领64人联名、发电要求清廷“立定共和政体,否则以兵随之”。电发次日,徐世昌为避嫌恳请辞职。1912年2月12日,由张骞主稿的清廷诏书(这可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文件!)稿:“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何以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这好恶。是因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思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为总理大臣,值此新陈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这一诏书标志着大清王朝寿终正寝,但行文却十分得体,给垮台的清廷留足了面子。

据说最后一句是徐世昌塞进去的“私货”,几乎肯定了清廷亡后便是袁世凯的天下。世昌手法之高,谋略之远,令人咋舌。袁世凯出山、逼宫、掌权三部进、导演都是徐世昌。袁世凯即有逼迫清廷退位之功,又有促成南北议和之举,且挟北洋雄师之势--南方只有把临时大总统拱手相让了。即便孙文不是谦谦君子,老袁的总统宝座也是坐定了。更何况,众多革命党人,也都认为:“收拾大局,建设中国,非袁莫属!”  孙中山是明让暗斗,向袁提出“约法三章”企图将这匹野马给以约束。

徐世昌把袁捧上宝座,功莫大焉,一般看法,国务总理一职非徐莫属。然而,出人意外的是徐此时却激流勇退了。徐世昌有他的独到的思维逻辑。他受清廷厚恩,直到现在还是“护帝太保”;而实则一力助袁,因而进退两难,只能托言因“国变忧愤”,力辞太保,离京闲居,暂避“一时之谤”。如果马上弃清报袁,于情于理,都不好说。还是先“过渡”一下,方显明迎新辞旧,不露痕迹。而闲居不仕,还可算作不负皇恩的前清遗臣哩。再则目前局势仍动荡不安,袁的宝座还不平稳,不如作个“局外人”以静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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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隐居于青岛,行前与袁长谈,袁许以二年为期,但忍不住又于1912、1913两年内两次敦请徐“出山”相助,徐皆婉拒,不为所动。但以他与袁的亲密关系(似已非君臣或主仆关系)、自己在北洋的威望、推行“新政”的成绩、“中庸之道”的政治手腕,超群出众,愈是不出,呼声就越高。

后来发生了刺宋案,国务总理赵秉钧不安于位,而徐世昌并不以袁所请,仍进居幕后;直到1914年袁取得镇压“二月革命”胜利,剪除了政敌,便再次请徐出山,任国务卿之职。徐开始动心。在启程赴京时,其弟世光向他递经陈辞:大哥,你意忘了清室于你可谓皇恩浩荡?前年你还亲口说过“不忘清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议和之际,你曲从袁谋,已为人所议;今再为袁效力,将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义正而辞严,大哥无言以对。徐世昌竟耐不住晚清遗留的寂寞,不愿就此沉沦,终老林下;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务卿之显赫,其诱惑力可谓大矣。何况自谓一旦任职,“英雄”即有用武之地,只要施展才能,为国谋利,博取贤名,不也抵得过“不忠”之谤?徐世昌遂于1915年5月,任北洋政府国务卿,北洋人呼之“徐相国”。

袁世凯此时野心急剧膨胀,蓄谋恢复帝制,使袁氏子孙代代为帝。徐世昌却认为帝制实不为可,不得民心;但看看老袁那“哪怕过一天皇帝瘾,死也无憾”的劲头,只得缄口不言,作壁上观;并为辞国务卿,以便将来可以局外人之身分收拾残局,留下转圜的余地。真正老谋深算。

此前,徐世昌曾极力反对袁签订卖国之二十一条,并“罢工”十余日。徐、袁裂痕或许从此产生。徐世昌退居河南辉县水竹村,后自号水竹村人,即出于此。袁称帝后,封徐世昌、张謇等四人为“嵩山四友”,仿汉高祖时“嵩山四皓”,但徐并不买账,因“嵩山四皓”均为隐居不仕之贤者,此封有永不叙用之意,未免欠妥。

徐在日记中大发感慨:人各有志。志在仙佛之乡者多,则国弱;志为圣贤之人多,则国治;志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这就标志着徐袁携手时代的结束。

徐世昌此时一定异常失望,自己一向唯袁马首是瞻,为之出谋画策,肝脑涂地;竭力辅佐的结果,实非始料所及。看来这个主子当年的爱国之心早已荡然无存,只知全力经营他的袁家天下。此时再不分道杨镖,那就得同流合污,也背上千载骂名。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好。

徐世昌在袁称帝前即已料定他皇帝瘾过不长,抽身先退,无疑是明智之举。不然,身为老大哥还得去给兄弟皇上下跪,别提有多别扭和难受。后人曾提出疑问:以徐之才干与声望,在辛亥之年,何不自出统兵与南方周旋?其清廷信任(超过信袁),绝对会让徐总统北方兵马;其二,徐在北洋诸将中亦有威望,袁不得出,必唯徐与首是瞻;其三,不难与南方组成联合政府。如此,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则非徐莫属,以后也不政出现南北纷争、复辟倒退之局。然而,徐世昌毕竟只是徐世昌,他之所以甘愿将千载良机拱手让人,甘为人后,一定也经过深思熟虑。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如出此举,由自己逼退清帝,是为不忠;撇开老袁,是为不义;知而为之,是为不智。再则徐生性稳重,当条件基本具备时,方能放手一博,为在东三省时;风险太大之高则宁可观望,他绝不是那种“宁为鸡口,不为牛后”之人;他的人生信条恰恰相袁相反。故而政见一致时,能刚柔相济,优势之补,相得盖彰,而一旦政冗相左,又不能撕破脸皮,便只能自谋后路,明哲保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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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袁一死,徐见国事难为,便又隐居水竹村。此后曾应黎、段之请,调解过“府院之争”。张勋复辟时,保皇派康有为等曾寄希望于徐世昌;徐也曾一度动心,因他对北洋纷争不已感到灰心,欲在复辟后掌握实权,干一番事业。后获知日本并不支持,乃知难而退,力劝张勋解除武装,恢复共和,并保证其身家安全。同时他还竭力为溥仪卸罪,继续保全清室,或许为了还掉“人情债”吧,但却受到时人谴责。

1918年,在选举民国第二届总统之际,段祺瑞、冯国璋相持不下,一向两面 讨好的徐世昌遂作为“理想人选”,得任总统。徐居然还请示早已退位的溥仪,“得其恩准”。徐此举意图前清遗臣之好感,但仍然有人讥讽他:“以清太傅而仕民国,早已可见其人!”想面面俱到,往往适得其反;两面讨好,弄不好两面得罪。徐世昌活得也真够累。

徐世昌当总统的第一件大事,便是谋求南北和解,结束内战,为此使出浑身解救,但都无甚效果,无非拖延时间,1922年终于暴发了直奉大战。得胜的直系并不感谢徐“一边倒”的支持,在曹锟一再逼宫之下不得不恋恋不舍地离开总统府,迁居英租界,既结束了他五年的总统生涯,也从此结束了他从政40余年的历程。

徐到天津过起了寓公生活。他出身翰林,博学多才,文章诗词书画皆精,传统文化造谐很深。退隐后,在北京班大人胡同设立“徐东海编书处”,历时年,编《清儒学案》208卷,并创作诗词5000余首,楹联一万余对,多为质量上乘之作。如不从政,成为国学大师,或书画名家,当无问题。

1933年,日寇欲徐世昌出来组织傀儡政权,被断然拒绝。1939年春,徐患膀胱炎,医生建议到北京治疗,因怕被日人劫持,坚持不去,遂病逝。终年85岁。

当时的国民政府下令褒扬:徐世昌,国之耆宿,望重群伦。比年息影津门,优游道素。寇临华北,屡思威胁利诱,逞劂阴谋,独能不屈不挠,凛然自守,亮风高节,有识同钦。

徐世昌 - 人物评价

 徐世昌

徐世昌

综观徐世昌一生,他当然不是一个革命家,政治品德上也算不上完美,但也承袭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良精神风貌,学识广博,推行新政,热爱国家,坚持和平,崇尚自然,既非一般无聊政客可经,更非那些拥兵自重利欲董心、祸国殃民的旧军阀可比。 

徐世昌有“总统诗人”之美称,终身作请不缀,1918年辑印《水竹村人诗集》12卷,1924年刊行《归云楼题画诗》6卷,至1933年刊行《拣珠录》,共刊行8集76卷,洋洋大观。徐诗“优浙而闲适,简洁而清远,抒写性情,旷然无身世之累”,时间跨度大,内容宏阔。

徐世昌 - 个人书法

徐世昌,号水竹邨人。既是津门一代全才文化名人,为时人所重,又酷爱古砚、古墨,收藏端砚颇多,并将所藏之砚的花纹、题识,一一墨拓而成《百砚谱》一册,成为中国近代惟一一部评砚专著。

徐世昌

徐世昌 书法

1922年6月,徐世昌被派系“逼宫”下野,遂返乡做寓公,开始过诗、书、画三位一体的“隐逸”生活。他与林琴南、严范孙、赵湘帆、华世奎等名士组成“晚清簃诗社”。如为严范孙题写的一首诗云:诗坛酒垒厌江湖,眼底纵横见此图;花月多情如梦幻,川原有恨入榛芜;客来关辅三霄路,臣本烟波一创徒。此诗恰切地表现了士者飘然山林,宦途如梦的退耕复杂心态,磊落高华,舒卷自如,颇有“超凡入圣”的浪漫。同行评价为“吟咏之功,度越前人”。徐世昌在自己的退耕堂中做到了老有所为,诗、书、画一体三面。诗人往往独行其事,天马行空;书法家则需要具备诗人的某些素养,以进入更高的境界;而画家更要兼诗人与书法家的造诣,才能登峰造极。徐世昌出任大总统后,即自信“深得书法中三味,每日临池挥洒,分增局以上官员”。

他的书法多为行、草体,名重一时,在津门各殿堂里多有其墨迹。如天津老字号“正兴德茶庄”、“成兴茶庄”、“直隶书局”等匾额均出自他的手笔。1919~1926年,徐世昌将其书法作品汇集成《水竹邨人临帖》3册、《石门山临图帖》1册,刊印发行。他的书法大宗为对联,其余为条幅、册页之类。

徐世昌六岁开始学画,善画山水、松竹,尤其喜欢绘制扇面,造诣甚高,而且是每画必诗,一般不轻易送人,故他的绘画真迹少于书法遗迹。他的代表作《晴风露月四竹图》极为出名,人称:“画中晴竹,振雨露声;风竹摇曳飘洒,露竹沐甘浸润;月竹清漪宜人,为竹作中之精品。”该图为民间所收藏,民初作品,以六尺引卷作朱砂笔。1920年,徐世昌以大总统身份成立“国画研究社”,聘国画大家周肇祥主其事,同时拨巨额公款,明令成立北京艺术篆刻学校(今中央美院前身),由陈师曾任校长,齐白石、王梦白等人任教。徐世昌下野之后,周肇祥仍将名人画作送往天津徐宅,请其为之鉴赏评论,还不时与徐世昌研讨中国绘画艺术问题。“国画研究社”曾与日本画社共同举办过国际联合画展,分别在中国、日本及其他世界各地展出。徐世昌也有作品送到展会展览,获得中外各界的一致赞誉。“平淡天真,意趣高古;笔锋凌厉,状如削玉;诗画相映,书画同体;神韵相连,清爽不凡。”徐世昌的粉墨花卉、松竹以及梅、兰、竹、菊四君子画,品位高雅,神韵仙体,在民国画坛声誉颇高。 

徐氏行书,学苏轼稍瘦劲,整幅作品明朗、流畅、一气呵成。

徐世昌 - 家庭情况

徐世昌

徐世昌 书画

徐世昌无子,两个女儿早亡。其二弟徐世光的长子徐绪直过继为徐世昌之子。徐世光为光绪壬午举人。辛亥革命 后,袁世凯任命其为濮阳河工督办,袁死后徐寓天津,皈依道院,办“道德社”,曾为天津世界红十字会会长。徐绪直早亡,生子徐延东、徐延同,皆已故世。惟徐延东留子徐保慈,现在天津市河北区第三职工中学任教,夫人于廿五塑料厂退休,生两女,一于南开大学毕业,在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工作;一在外资企业工作。据徐保慈介绍,徐世昌如夫人王雅茹生有两女皆已故世。女婿许大谆在河南任省政协委员。徐世昌近支显然衰落了。

另一支在天津久居的是徐世昌十弟徐世璋的后人。徐世璋曾任交通部次长兼铁路督办,交通银行副总裁,又曾兼任中国国际运输局局长,饥饿救济会会长,币制局局长,1922年随徐世昌下台而去职,在天津做寓公,后曾任铁路学院名誉校董,天津耀华中学董事,工商学院董事长,东亚毛织公司董事,拥有大量房产,收藏文物字画,尤以集玉著称,是天津市知名人士。1954年逝世,遗嘱将全部古玉、砚、玺印等捐给国家。其后人有女儿徐绪年(天津人民医院退休);徐绪如(一中心医院退休);徐绪玲现在天津人民图书馆工作,其丈夫朱文榘现任天津市人大常委副主任;徐绪璐现居北京,其丈夫为中国驻曼谷大使。

徐世昌 - 主要编著

《清儒学案》

《颜李遗书》

《弢斋述学》

《大清畿辅先哲传》

《欧战后之中国》(巴黎大学荣誉博士论文)

《退耕堂政书》

《东三省政略》

《将吏法言》

《弢养斋日记》

《大清畿辅书征》

《书髓楼藏书目》                                              

徐世昌

徐世昌

《元逸民画传》

《国乐谱》

《古文典范》

《明清八家文钞》

《水竹村人集》(又名《徐大总统诗集》)

《归云楼集》

《海西草堂集》

《退耕堂集》

《竹窗楹语》

《藤墅俪言》

《拣珠录》

《晚晴簃诗汇》(又名《清诗汇》)

徐世昌 - 徐世昌家祠

徐世昌

徐世昌家祠

徐世昌家祠位于卫辉市贡院街内,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民国十年第五任大总统徐世昌所建。总面积5200平方米,其建筑分为四进院落。主要建筑有照壁、山门、石坊、二门、东西厢房、过厅、东西配殿、拜殿、大殿等。位于最前面高大的照壁,仿木结构砖雕额坊,影壁正中内外各镶着五颗谷穗组成的"嘉禾"图案的青石浮雕。影壁两侧为东西华门,两门对称。第二进院落,中轴线上建有石坊一座,柱和额坊皆为嘉禾图案浮雕,额坊"东海世家",两边柱上刻徐世昌亲笔书写的楷书联:"亭育托燕畿佳气常浮白云观,宗枝分卫水清波远溯绕湖桥"。石坊东面原竖有一高大旗杆,西面建有木结构四方攒尖顶碑亭一座,立《创建汲县徐氏家祠记》碑,为徐世昌书丹。第三进院,东西厢房面阔三间,进深两间。第四进院落,拜殿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卷棚灰瓦顶与正殿连为一体,大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前砌月台,周围有青石雕刻栏杆。

法家

法家[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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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系列條目

法家人物

春秋:管仲、士匄、子產

戰國:李悝、吳起、慎到、申不害、

   商鞅、李斯、韓非

法家著作

《李子》

《法經》

《申子》

《慎子》

《商君書》

《韓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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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是中國歷史上研究國家治理方式的學派,其範圍涉及法律、經濟、行政、組織、管理的社會科學,涉及法學、經濟學、金融、貨幣、國際貿易、行政管理、組織理論及運籌學等。與其他諸子百家主要研究的哲學及宗教不同,法家的研究範圍屬於社會科學。

在中國史學史上,法家是被添加的一個概念,它包容了大部分上述學科的內容,形成一個龐大而多元的「法家理論」,而這些「法家諸子」大多既無師承關係,也不屬同一年代或同一地區,他們的理論不屬同一學科,他們也不稱自己屬於法家。根據中國歷史劃分的法家理論,主要發展沿兩條不同方向進行:

春秋自治諸侯國在私有產權下的市場經濟和重商主義理論,以管仲為代表。

戰國秦漢的君主制中央集權國家下的公有制計劃經濟理論,以商鞅為代表。

目錄  [隱藏] 

1 起源

2 春秋法家

2.1 立法目的

2.2 《管子》經濟學

2.3 管仲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2.4 其他春秋法家

3 戰國秦漢法家

3.1 立法目的

3.2 計劃經濟思想

3.3 商鞅變法

3.4 中央集權和郡縣制

3.5 考古發現

3.6 史書與考古證據的爭議

4 韓非子「集法家之大成」

5 歷史上的批評

6 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教科書評價

7 其他看法

8 引用

9 代表人物

10 代表著作

11 西方類似理論

12 外部連結

起源[編輯]


在中國歷史中,第一位法家人物是管仲,他輔佐齊桓公,推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和重商主義政策,此舉為齊國獲得巨大財富,兵不血刃而成為春秋五霸第一霸。管仲最著名的是尊王攘夷下的「右石壁謀」:管仲讓齊桓公帶著一塊齊國特產的「彤弓石壁」覲見周天子以表衷心,並勸說周天子各諸侯國應都帶這樣的石壁來覲見,不然就是叛逆。各諸侯只能滿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到齊國買「彤弓石壁」,齊國則對石壁大幅提價,因此發了大財[1]。此事還因尊王攘夷的口號而得到孔子的大加讚賞,《論語》中記載:「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2]。

在這次事件標誌著春秋開始,這之後齊國多次如此操作,對周朝的禮樂制度造成巨大衝擊,齊國成為春秋第一位霸主,管仲則以第一位法家代表出現在史書中。

"右石壁謀"與「左衽」是「華夷之辯」典源,俗稱「左右之辯」。這裡「左、右」暗示某人的左手和右手,形象地說明了一種「治國之道」。漢語里「左右」是一個動詞,意為「操縱,帶玩弄之意」。

春秋法家[編輯]


維基文庫中相關的原始文獻:

管子·輕重丁

管子·國蓄

管子·乘馬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商君書·弱民

商君書·內外

立法目的[編輯]

《管子》: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

齊國稷下學派慎到:立天子而貴之者,非以利一人也;立國君以為國,非立國以為君也。天下無一貴,則理無由通,通理以為天下也。權衡,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度量,所以立公審也;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3]

《管子》經濟學[編輯]

供給與需求:「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4]「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儉則金賤,侈則金貴,金貴則貨賤,故傷貨。貨盡而後知不足,是不知量也。」[5]

價格波動:「物適賤,則且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4]

經濟失衡:「民人所食,人有若干灸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4]

管仲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編輯]

管仲偏向利用行政壟斷商業手段囤積財富。譬如,行政特許行業「官山海」,囤積居奇「以重射輕,以賤泄平」,對外採用重商主義經濟戰略。齊國在管仲治理下以增加國庫財富為目標,因為依管仲之見,一者因為民眾貧困可使社會就會太平安分,二者國家需要大量錢財以購置兵車打仗。[4]

其他春秋法家[編輯]

越國范蠡經濟調控手段:米價低時國家按基準價購糧,以米價上升到基準價時停止;米價高時國家按基準價拋糧,以存量拋光為止。

鄭國子產在鄭國進行內政改革,頒布相關法令,包括整理田制,整頓貴族田地和農戶編製,建立土地私有產權登記系統,按田畝徵稅等等。

行政:申不害「韓昭侯用為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6]。他主張「形名參同」的行政管理方法:由官員先行向上進行任務預算申報「名」,再以其完成的限期實際成績「形」,進行二者間的差異分析「參同」,來做為對官員的成效考核。

子產使用二百斤鐵鑄造一個鼎器,把新制定的刑書鑄在鼎上,放置於王宮門口,讓百姓都知道新刑法。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刑鼎」。

戰國秦漢法家[編輯]


戰國時期,與東方諸國不同,中國西部的幾個諸侯國發展公有制和奴隸制經濟,並壓制國內市場和商業發展。

立法目的[編輯]

商君書:「民弱國強,民強國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民,辱則貴爵,弱則尊官,貧則重賞,富則輕賞。……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7]

商君書:「民之外事,莫難於戰……賞多威嚴,民見戰賞之多則忘死,見不戰之辱則苦生。賞使之忘死,而威備之苦生,而淫道又塞,以此遇敵,自以百石之弩射飄葉也,何不陷之有哉?民之內事,莫苦於農……故曰欲農富其國者,境內之食必貴,而不農之徵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則民不得無田。無田,不得不易其食,食貴則田者利,田者利則事者眾!」[8]

計劃經濟思想[編輯]

魏國李悝:李悝的法經出現「盡地之利」的按勞力分配土地給農民耕種,已達到最佳產出配置的計劃經濟。

行政律法:雲夢楚王城雲夢秦簡、睡地虎日書、封泥等體現秦漢時期的伍什連坐、奴隸制、「國家授田制」法條、法例。

商鞅變法[編輯]

公元前356年,秦國商鞅繼承李悝的理論進行土地改革,「開阡陌封疆」標準化地塊大小建立國家授田制,「設相告以坐」建立連坐問責,「重市關之租」提升關卡收費和市場租金,「軍功爵」以軍功論爵位廢除世襲貴族,「平斗桶、權衡、丈尺」建立標準度量橫。

中央集權和郡縣制[編輯]

秦朝李斯建立的郡縣制、君主獨裁的中央集權、侵略戰爭為目標,高稅收和重徭役。

意識形態掃蕩:先採用焚書坑儒消除過去的各種宗教哲學流派,之後上「行督責書」,漢武帝時代開始獨尊儒術,形成「表儒內法」(或「儒家法家化」)的古代中國王朝的特色國體。

考古發現[編輯]

目前發現的最早考古證據為中國湖北省雲夢縣的雲夢楚王城大量出土的竹簡-雲夢秦簡和「封泥印」,記錄了大量法條、判例、執行方法和執法經過,可能是秦國經過商鞅變法後流傳過來的,說明那時這裡是奴隸制和計劃經濟的國家形態。

史書與考古證據的爭議[編輯]

商鞅變法土地制度問題:由於西漢的大儒董仲舒認為「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故中國學者堅持商鞅是私有化土地。而楚地出土的雲夢秦簡明確土地是不能買賣的,另一方面,《商君書》記載又與楚地的「秦律」竹間一致。那只有下列結果:

秦商鞅變法實行土地公有制,董仲舒說的是假的,《商君書》寫的是真的。

秦商鞅變法實行土地私有制,董仲舒說的是真的,《商君書》寫的是假的。

董仲舒所言"民得買賣"中的"民"其實是一種類似農奴的身份,在秦國全民皆為國家之奴隸,故董所言"民得買賣"可能是指奴隸可以買賣流通。

韓非子「集法家之大成」[編輯]


根據《史記》的觀點,戰國時期人物韓非乃「法家思想集大成者」。據說韓非在看了各種學說後,總結出「「法」、「術」、「勢」三者都是缺一不可的,必須互相配合地運用」這樣一個「集大成的法家」結論,自此法家被正式總結,並遭到了很多非議,成為一門「隱學」。同時,他又在儒家荀子的理論上吸收了關於人性的簡介,認為人是「天性本惡」,進而他認為這種「惡」不但對普通人,就連親子間關係也是這種特質。根據《史記》記載,韓非子為韓國的公子,只作書《韓非子》,因口吃原因說話不流暢故沒有在韓國有公職,其後入秦國朝見,但被李斯因嫉妒而謀害,故他一直沒有能親自參政。

名家鄧析也曾被列入法家,《四庫全書》將其歸入子部法家類,其首倡「刑名之論」,操「兩可之說」,被視為玩弄巧辯之術,只可列入名家。「刑名不一」,採取混淆概念,尋找司法、行政的漏洞,是法家的對手。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它們作為伴生品,同主流法家一起推進了法家的發展。

歷史上的批評[編輯]


中國歷史上對法家的評價,多認為將人性的灰暗面描述的太過刻薄,而忽略人性的光輝面。

荀子乃戰國時期趙國人,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提倡性惡論,荀子認為人與生俱來就想滿足慾望,若慾望得不到滿足便會發生爭執,因此主張人性生來是「惡」的,「其善者偽也」,須要「師化之法,禮義之道」,通過「注錯習俗」、「化性起偽」對人的影響,才可以為善。

荀子弟子韓非與李斯,變為法家重要人物,他們將儒家荀子重視的「禮」推進為「法」,以法制來威鎮士大夫與庶民。韓非同時也吸取了道家黃老之術,歸本於老子,講究無為,理想為「君無為,法無不為」。

朱熹對法家之批判有二:

一是只見刑名,「蓋老氏之學淺於佛而其失亦淺,正如申韓之學淺於楊墨而其害亦淺」[9];「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為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10]。

二是慘核少恩,「後世之論刑者不知出此,其於申商之刻薄者,既無足論矣」[11]。

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教科書評價[編輯]


戰國時期最受統治者推崇的是法家思想,其代表人物是韓非子。

法家認為歷史是向前發展的,當代必然勝過古代;主張建立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主張「法治」。法家是先秦新興地主階級的代表,其變法思想和法治主張具有務實和進取精神,推動了當時各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改革,為建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奠定了物質基礎和思想基礎。

法家這套建立在富國強兵基礎上的以法律為根本、以愚民為手段、法術勢相結合、實行君主專制主義的治國模式很適合當時新興地主階級的口味和需要,因此很快成為秦國的治國路線和統治工具。秦在韓非子法家思想的指導下,一方面採取一系列重大措施鞏固統一,另一方面又採取了一系列重賦稅、嚴苛法、濫用民力的政策,遠遠超出了農民所能承受的程度,使階級矛盾進一步激化,從而使那些本來有利於經濟、文化發展的措施,在實際上並未起到應的作用。法家的思想導致了秦朝的早亡。[12]

其他看法[編輯]


按現代的學科歸類,法家主要屬於經濟學、法學和行政管理學,不屬於哲學和信仰範疇,法家關注的是如何去實現一個既定的治國目標。在眾多法家書籍里,關於治國目標和他們所行之法的關係卻較少提及。在現代,關注這部分的是立法過程和司法解釋過程。

古代中國在這方面的發展自從漢武帝之後就陷入停頓,不僅沒有能將經濟學、法學、邏輯、行政學從其中分離出來,卻將大量的治國理論一起歸入法家並貶為「異說」,加之其後科舉也以儒家學說為主,這可能是導致其發展停滯的原因。

引用[編輯]


^ 《管子·輕重丁》

^ 《論語·憲問》,意為「沒有管仲的話,我們都變成蠻夷了!」

^ 《慎子·威德篇》-公元前395年,慎到,趙國人

^ 4.0 4.1 4.2 4.3 《管子·國蓄》

^ 《管子·乘馬》

^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 《商君書·弱民》

^ 《商君書·內外》

^ 《朱子全書》. 第22冊. 上海古籍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第1958頁.

^ 朱熹. 《孟子精義》. 卷6.

^ 《朱子全書》. 第20冊. : 第656頁.

^ 《2009年高考歷史複習資料分類彙編(人教版)》

代表人物[編輯]


春秋時期

齊國管仲

齊國慎到

越國范蠡

鄭國子產

韓國申不害

戰國時期

李悝

吳起

商鞅

李斯

韓非

代表著作[編輯]


《荀子》:性惡篇第二十三

《商君書》

《韓非子》

《法經》

《呂氏春秋》內有部份論級法家思想篇章。

西方類似理論[編輯]


尼可洛·馬基維利(著有《君主論》)

外部連結[編輯]


法家經典

簡體版

繁體版

徐公喜. 朱熹與法家之學.

[隱藏] 檢 論 編

諸子百家

九流十家

儒家 · 道家 · 墨家 · 法家 · 陰陽家 · 縱橫家 · 名家 · 雜家 · 農家 · 小說家

其他

醫家 · 方技家 · 兵家

2013年11月28日 星期四

道不同,不相为谋

道不同,不相为谋

故事导读:
【成语故事】春秋时期,孔子带领弟子周游列国碰壁后,在冉求的帮助下,终于回到了父母之邦鲁国,主事的季康子嫌他太老,没有重用他。他认为与季康子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于是闲居起来,专心著述,编辑整理《诗》《书》《礼》《乐》《春秋》等。 【成语举例】


【注音】dào bù tóng , bù xiāng wéi móu

【成语故事】春秋时期,孔子带领弟子周游列国碰壁后,在冉求的帮助下,终于回到了父母之邦鲁国,主事的季康子嫌他太老,没有重用他。他认为与季康子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于是闲居起来,专心著述,编辑整理《诗》《书》《礼》《乐》《春秋》等。

【出处】道不同,不相为谋。  先秦·孔子《论语·卫灵公》
【解释】比喻志趣不同的人不会在一起共事。
【用法】作宾语、分句;指志不同的人不能一起共事
【相近词】道不相谋
【相反词】志同道合
【成语举例】明明求财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为谋。  汉·杨恽《报孙会宗书

“醍醐”是一种印度特产,由奶提炼出来的酥油,呈油脂状,性温润

醍醐[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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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醍醐”是一种印度特产,由奶提炼出来的酥油,呈油脂状,性温润。
药用[编辑]

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五十˙兽部˙醍醐》:“宗奭曰:‘作酪时,上一重凝者为酥,酥上如油者为醍醐,熬之即出,不可多得,极甘美,用处亦少。’”
佛教[编辑]
“
佛教常用“醍醐”比喻“无上法味”(最高教义)、“大涅槃”、“佛性”等。《大涅槃经·圣行品》中有这样的记录:“譬如从牛出乳,从乳出酪,从酪出生稣,从生稣出熟稣,从熟稣出醍醐。”[1]至于“灌顶”,原来是古印度新王登基时的仪式:取四大海之水装在宝瓶中,流注新王之顶,象征新王已享有“四海”的统治权力。密宗沿用此法,在僧人升任阿阇黎(导师)时,“以甘露法水而灌佛子之顶,令佛种永不断故。”[2]后来,诗文中多以“醍醐灌顶”比喻灌输智慧、佛性,除却疑虑,从而心地清凉。[3]
另有成语“醍醐灌顶”,即醍醐灌人之顶。喻输入人之智慧也。今以为令人舒适之喻。[4]
天台宗所称的“醍醐经”是法华经、涅槃经的合称。意指此二经的真实殊胜,犹如醍醐胜于其他诸味。[5]
参考文献[编辑]

^ 《大涅槃经》,见《大正藏》第11卷
^ 《大日经疏》卷十五
^ 《西游记》第三十一回
^ 顾况诗曰:岂知灌顶有醍醐,能使清凉头不热。
^ 《法华玄义》(卷二上):醍醐经,一种因果广高长,但妙无粗。又醍醐经,妙因妙果,与诸经妙因妙果不异。

醍醐灌顶

醍醐灌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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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í hú guàn dǐng]
醍醐灌顶,出于《敦煌变文集·维摩诘经讲经文》:“令问维摩,闻名之如露入心,共语似醍醐灌顶。”佛教指灌输智慧,使人彻底觉悟。比喻听了高明的意见使人受到很大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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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音】tí hú guàn dǐng

成语:醍醐灌顶
【英 文】To feel refreshed suddenly;To be filled with wisdom;To be enlightened
【释 义】醍醐:酥酪上凝聚的油。用纯酥油浇到头上。佛教指灌输智慧,使人彻底觉悟。比喻听了高明的意见使人受到很大启发。也形容清凉舒适。
【用 法】作谓语、宾语;含褒义。
【结 构】主谓式
【近义词】一语中的、听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茅塞顿开、大彻大悟、如饮醍醐、恍然大悟、豁然开朗、如梦初醒、振聋发聩[1]
【反义词】如堕烟海
【押韵词】半梦半醒、天光云影、多快好省、扪参历井、爬山越岭、高人一等、孤身只影、杳无踪影、缩头缩颈、大煞风景、俛首系颈、翻山越岭、一碧万顷、如梦初醒、吾日三省、伸头缩颈、昏迷不醒、平平整整、崇山峻岭、齐齐整整、授人以柄、振裘持领、沤浮泡影、温凊定省、清浄白省、汲汲顾影、晨参暮省、晏开之警、一日三省、重山复岭
2成语出处

《敦煌变文集·维摩诘经讲经文》:“令问维摩,闻名之如露入心,共语似醍醐灌顶。”
唐·顾况《行路难》:“岂知灌顶有醍醐,能使清凉头不热。”
《敦煌变文集·庐山远公话》:“相公闻语,由于(犹如)甘露入心,夫人闻之,也似醍醐灌顶。”
元·王祯《农书》卷八:宋其宿酲未解,病暍未苏,得此而食,世俗所谓醍醐灌顶,甘露洒心,正谓此也。
《水浒传》第四二回:江觉道这酒馨香馥郁,如醍醐灌顶,甘露洒心。[2]
3来源探究

由佛教的醍醐喻发展而来。《涅槃经》卷十四云:“譬如从牛出乳,从乳出酪,从酪出生苏,从生苏出熟苏,从熟苏出醍醐,醍醐最上,若有服者,众病皆除,所有诸药,皆入其中。”以之比喻佛出于《十二部经》,从“十二部经”出《修多罗》,从“修多罗”出《方

醍醐灌顶
等经》,从“方等经”出《般若波罗蜜》,从“般若波罗蜜”出《大涅槃》,犹如醍醐。[3]
早在南北朝佛教初兴的早期,作为梵文manda的译名,就在部分经书里偶尔出现“醍醐”一词了;但开始得以在汉语社会广为流传,则自大唐高僧三藏法师为代表的译经成熟期之后。“醍醐”在汉译佛经中的基本词义为“本质”、“精髓”;可以作名词,也可以是形容词,有多种用法。但是“醍醐”的另外一个意思,作为一种药物[3],则更早地出现在南北朝时的许多古籍里。例如北齐中书令魏收[4]编的《魏书》列传第九十《西域》里面说到“悦般国”的人:“俗剪发齐眉,以醍醐涂之,昱昱然光泽,日三澡漱,然后饮食。”“悦般国”人特别在意毛发的清洁,用醍醐美发。
《北史》卷五十五列传四十一《慕容绍宗传》记绍宗的儿子慕容三藏:“又畜产繁滋,获醍醐奉献,赉物百段。”中国第一本以制药为主要内容的书籍《雷公炮炙论》载有:“醍醐,是酪之浆,凡用以重绵滤过,于铜器煮三、两沸。”估计此书虽由后人编于唐末或宋初[6],但记录的内容显然也属“三国两晋”之时。意为发酵乳脂“醍醐”的出现,不应迟于“两晋南北朝”;作为口头语言可能更早些,并且非常可能本身就是一个音译外来语;较“醍齐”意为清酒的出现,至少晚了数百年。“醍醐”本是“胡人”的食物。由于唐朝时胡风尤为盛行,包括胡舞、胡帐、胡女、胡食等,有点像今天的意大利“比萨饼”进入了我国。因此“醍醐”意指发酵乳脂,不仅是一个译名而且可能是一个译音名词,始在崇尚时髦的唐代上流社会得以流行。唐以后可以佐证的资料还有:《旧唐书》说玄宗朝“贵人御馔,尽供胡食”。 由此可见,在唐朝僧人们集中大量翻译经文时,意指发酵乳脂含义的“醍醐”一词被翻译经文者确定为manda意译词的必要条件,均已具备了,几乎无须斟酌。
4成语辨析

“醍醐”一词不仅用来说明所谓佛教信徒成佛的渐进修炼过程;还可以比喻佛教各派教义,在相互辩驳、诘难中,不断提升的经历。在佛教内部,不仅珍品可以喻作为“醍醐”,毒药也同样可比喻为“醍醐”。
“灌顶”,是古印度新王登基时举行的仪式。作为成语“醍醐灌顶”里的“醍醐”,严格地说不能理解为“发酵乳脂”而是“本质”和“精髓”。
5成语示例

◎王生闻得,满心欢喜,却似醍醐灌顶,甘露洒心,病体已减去六七分了。(明·凌蒙初《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一)
◎生活中总是有些不顺的事情,渴求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能够醍醐灌顶,参悟出正确的方法论和行为观。
◎父亲的一席话让我感觉醍醐灌顶,一下子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
6历史典故

1、自唐以后“醍醐”一词不仅用来形象地说明所谓佛教信徒成佛的渐进修炼过程;还可以比喻佛教各派教义,在相互辩驳、诘难中,不断提升的经历,例如《大涅槃》卷一四《圣行品》第七之四:佛出于《十二部经,从“修多罗”出《方等经》。甚至佛教的不同派别,也喜称自己信奉的经典书籍和宗派教名为醍醐,以显示自己的地位。见《法华玄文》卷一十下;连佛教寺院也以“醍醐”命名。
2、然后随佛教与道教和儒教等的相互磨合,“醍醐”一词迅速扩大了流行范围,影响到社会的其它方面。例如在文人诗作之中也多有体现:杜甫《大云寺赞公房》:“到扉开复闭,撞钟斋及兹。醍醐长发性,饮食过扶衰”;《全唐文》卷五百九十六欧阳詹《送蔡沼孝廉及第后归闽觐省序》:“烹乳为醍醐,锻金为干将,予期烹锻以变化”;皇甫湜之《出世篇》:“四肢为琅玕,五脏为璠玙。乳如芙蓉,顶为醍醐”等。
3、“从乳到醍醐”不断升华的过程,也被历代儒家反复使用。例如《唐书》穆宁传注醍醐、四库提要解释明朝杨慎《谭苑醍醐》书名的醍醐两个字,都含有这层意思。值得注意的是在佛教内部,不仅珍品可以喻作为“醍醐”,毒药也同样可比喻为“醍醐”。例如《大般涅槃经·如来性品》第四之五:“如是大乘典,亦名杂毒药;如酥醍醐等”等。这与梵文manda的本意一致,属中性词,本无褒贬之意;它强调的是“本质”或“精髓”。
4、只是后来在佛教外部漫长曲折的流行过程里,“醍醐”一词后来被赋予了更多的褒义意思。如唐顾况诗《行路难之三》:“岂知灌顶有醍醐,能使清凉头不热。”白居易诗《嗟落发》:“有如醍醐灌,坐受清凉乐。”唐宪宗《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序》:“俾披阅之者甘露洒于心田,晓悟之者醍醐流于性境。”清董浩《全唐文·实际寺故寺主怀恽奉敕赠隆阐大法师碑铭》:“知与不知,仰醍醐于句偈;识与不识,询法乳于波澜。”而最早完整出现成语“醍醐灌顶”的书面资料,可能是《维摩诘经讲经文》里的记载:“令问维摩,闻名之如露入心,共语似醍醐灌顶”。
5、“灌顶”,原是古印度新王登基时举行的仪式。取四海之水装在宝瓶中,流注新王之顶,象征新王已享有统治“四海”的权力。后被佛教接受引用,作为后辈弟子在修行过程里,不断逐步晋级的仪式。流注的可以是具体的物质,如清水,“以甘露法水而灌佛子之顶,令佛种永不断故。”流注的也可以是无形的东西,如口诀、咒语以及秘笈、经文等,也就是作为中文音译词“醍醐”的梵语单词manda的本义。而且弟子在接受灌顶仪式后,一般都紧接着“闭关”一段长短不等的时间,少则数月,多则数年。然后也可冠以“某某灌顶”的头衔,享有某种待遇。因此作为成语“醍醐灌顶”里的“醍醐”,严格地说不能理解为“发酵乳脂”而是“本质”和“精髓”。
7文化演变

实际上佛教界直到今天,“醍醐灌顶”里的“醍醐”依然没有被理解为单一仅仅意指乳脂,2006年甘肃公开举行的灌顶法会的名称是“时轮灌顶大法会”;只是在唐中期,由于佛教各派在向普通民众宣教时,出现了以“变文”即“通俗的说唱”形式的法会后,“醍醐灌顶”才被社会理解为用“发酵乳脂浇头”的仪式。虽然后来在宋真宗时(998-1022),政府明令禁止僧人讲唱“变文,但是在社会中、下层里已经形成的观念不可能随即消失,继续以种种方式在世世代代流传,尤其在非佛教徒的认知里,“醍醐”回复成了单一含义“发酵乳脂”的代名词了。
公元1899年,在敦煌石室发现了约两万个卷子,其中多半是手写本,中外史学界公认这些手写本是四世纪末到十世纪末形成的资料。《维摩诘经讲经文》就是在其中被发现的,这为我们框定成语“醍醐灌顶”产生的时间段提供了依据;由于《行路难之三》一诗的作者顾况,生于公元725年死于公元814年,《嗟落发》一诗的作者白居易,生于公元772年死于公元846年;据此估计,《维摩诘经讲经文》成文的时间当在公元800年前后;换言之,成语“醍醐灌顶”的出现,应在唐三藏意译梵语单词manda为“醍醐”之后约150年。
不难理解李时珍之所以在诗文中崇仰提倡“醍醐”,其实是为了借用影响力甚大的佛教典故“醍醐灌顶”,再次肯定以前医书的结论;他并非在提倡饮乳。因为事实上,我们黄种人几乎无人能够一次摄入一升牛奶,但一次饮用来自一升乳汁制得的发酵乳脂——“醍醐”,不仅确实是可能的,而且也是相对科学合理的。在这一点上,他超越了他的前辈。但是作为一代名医,虽然经他校勘而得正本清源的医学文献无数,然而对乳与乳制品的整体认知最终也没能突破前人的局限。制约他的,除了在他之前的医书经典外,还有是成书在2000年前的《汉书高帝纪上》里面的观念:“是口尚乳臭,不能当韩信。”乳臭者,奶腥味也;意即乳汁为婴儿专用品,成人根本不屑一顾。作为李时珍个人,还是难以摆脱当时社会流行意识的影响。
由此可见,在长达数千年的古代中国,乳汁及其制品,并不是人们普遍所接受和享用的食物资源。统观李时珍全诗的表达和理解,实际效果是顺应了世人对佛的敬畏,将乳汁的认识转化成了“灵丹妙药”式的神话。客观上使我们的先民,长久地偏离了正确方向:乳汁及其制品,本应作为汉民族一种可资利用的普惠性食物资源。
8用于佛教

佛教用醍醐灌顶比喻灌输智慧,让人彻底觉悟。另外一个说法,叫“顿悟”,相对于“渐悟”。这是六祖惠能创立的禅宗一法门。惠能“我于忍和尚处(指在五祖那里),一闻言下便悟,顿见真如本性,是以将此教法流行”。在出现“顿悟”的时候,人突然摆脱了过去纠缠不去的想法,突然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即“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这个说法,学名叫serendipity,这指的是智者突然间的开悟。这个词来自于波斯文,Serendip是波斯文中“斯里兰卡”的意思。一个波斯故事中说,有人丢失骆驼,斯里兰卡三个人说他们知道,这骆驼跛了一只脚,瞎了一只眼,丢了一棵牙,还背了个孕妇。说得一模一样,以至于这三人差点被当成了偷骆驼的小偷,其实这三个人不过是脑子好使,一直在寻找答案便是,比如骆驼吃草留下的印迹。他们突然产生的“洞见”,是长时间注意力灌注在一件事情上造成的。 你可以想象,一个人的思维长期关注着某一件事,突然找到了答案,找到了关联,找到了突破,那是何等的喜悦。所以阿基米德在澡盆里洗澡,突然一下子悟出了浮力的计算方法,于是光着身子激动地大喊:“尤里卡!尤里卡!(我找到了!)”世界上最著名的发明博览会就叫尤里卡。同样的经历,王守仁也有过,他在《阳明年谱》里记载:“因念:‘圣人处此,更有道何?’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和阿基米德一样,半夜想到了一个问题的答案,阳明先生也疯了,乃至于 又是叫又是跳的,“从者皆惊”,心里恐怕都在骂他“神经病”。
当时这些顿悟,就好像爱迪生说的,是那99%的汗水之后的那个1%。你长期关注某事,最后到了一个万事俱备的时风,东风来了。阿基米德要不是要帮皇帝鉴别皇冠的真假,他就是天天去洗桑拿,也不会“尤里卡”。我在想,王阳明的顿悟,一定也是这个结果。和过去的所有士大夫一样,总是希望通过外力(如好的皇上)改变社会,谁知他后来得罪了一太监,被太监脱了衣服打屁股,受此奇耻大辱,他念念不忘,念想着外部世界带给他的是耻辱和自己内心的美好,于是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可是你或许会问,人生下来就是一张白纸,不经过后天教育,这“吾性自足”何从说起?这就不得不提到宗教。据说王阳明有次到一寺庙,以前从未去过,却发现一切似曾相识,就像丹泽尔·华盛顿主演的电影里说的那样, 感觉似成相识。后来推开门窗,发现供的那菩萨和他自己一模一样。换言之,假如人有前生,那么我们大脑的硬盘就不是空白的,就一定有一些已经存在的思维模式(mental model)在那里,就如同石头中间的美玉一样,等着我们去剔除杂质将其拿出来。若是这样,出现一个“顿悟”的时分,也就不那么奇怪了。我自己也有过十分奇怪的“似曾相识”的时候,反复出现,就好像卡带的唱片。
9基督解释


醍醐灌顶
而在基督教里,这就更好解释了。人是上帝创造的,这个“智能创造论”已经认定人是按照神形象造的,那么人除了皮囊之外,也带有神性般的智能。我们每个人的大脑就好比神州行手机卡,都充值过了,只是有一些过了有效期,已经无法再用就是了。基督教里其实也有“顿悟”这个概念,不过一开始的用法,不是个人的冥想,而是人接触到上帝的那个时刻。比如耶稣诞生的时候,东方三博士来朝,那就是耶稣与“外邦人”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这个事件称作epiphany. 天主教里有个主显节,就叫ephiphany, 就是1月6日。这个主显,是三个过程的组合,贤士来朝、耶稣受洗、变水为酒。拉丁文的说法为Illuminatio, Manifestatio, Declaratio ,亦即光照、显示、宣告。那个三博士来朝的时候被称为光照的时分。
所以后来人们开始将epiphany用作别的用途,亦即那个灵光一现,有如超凡脱俗,仿佛看到了神灵的美妙时刻,那个AHA moment, 那个moment of truth. 有时候这样的顿悟也不是美好的,可是是突然开了我们的“天眼”,让我们见到一个以前未曾见到的真实,这或许也是恐怖的,绝望的,就好恐怖片的鬼屋里突然出现一道闪电,将屋子照亮,让我们看到里面的骷髅一样。

宦官中国早期宦官不一定都是阉人,在东汉之后才完全使用阉人做宦官

宦官[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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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幼年宦官


清朝的幼年宦官
中文名称
繁体 宦官 · 太監 · 公公 · 寺人 · 閹人 · 中官
简体 宦官 · 太监 · 公公 · 寺人 · 阉人 · 中官
韩文名称
谚文 환관 · 내시
韩文汉字 宦官 · 內侍
文观部式 Hoan kwan · Nae si
马赖式 Hoan kwan · Nae si
越南文名称 (?)
国语字 Hoạn quan · thái giám
越文汉字 宦官 · 太監
蒙古语名称
蒙古文 ᠲᠠᠶᠭᠠᠨ
西里尔写法 тайган
拉丁转写 taygan
满语名称
满文 ᡨᠠᡳᡤᡳᠶᠠᠨ
穆麟德转写 taigiyan
其他地区
英语 Eunuch
希腊语 Ευνούχος
宦官也称太监、公公、寺人、阉人、内臣、内官、内侍、中官、中涓、内竖及中贵人等,是古代宫廷中为皇室服务,及被阉割的男性。宦官是负责宫廷杂事的奴仆,不得参与国家政务,惟因为与皇室朝夕相处,遂能博取信赖或者有机可乘,故此历史上亦存在着宦官掌握国家政务大权的情况。
中国早期宦官不一定都是阉人,在东汉之后才完全使用阉人做宦官。到了明朝有“净军”一词,是指由太监组成的军队。[1]唐甄在《潜书》中这样描绘太监:“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
用阉割过的男人作为宫廷内侍并非中国独有产物,古希腊、罗马帝国与东罗马拜占庭帝国宫廷中都有太监,拜占庭法院里甚至有大量的太监职员,也有一些被重用当大官。以往朝鲜、越南的皇室也喜欢使用去势的男性作为内待,埃及、波斯、印度,土耳其等古文明都曾经有相同的做法。圣经新约中亦有向来自非洲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传福音的记述。英文中太监(eunuch)一字即由希腊文“守护床的人”转变而成,可见宦官在中外本来都是为了保护后宫贞节、皇族血统而设。土耳其人使用的是黑人太监,名为诸女领班,也有白人太监,但黑人人数多,势力也较大。另外,在古代并非所有的国家的皇宫内院都会有所谓的宦官,例如日本的江户幕府时期负责将军后宫 (即大奥)的一切事务都由女官负责,男性则除了一些特殊情况外一律禁止进入。
至于“太监”此一名称,最早出现于辽,本来是政府高级职位的名称,并不一定由宦官担任。至明朝时,低阶宦官名“少监”、“中监”,高阶宦官是“太监”;于是“太监”变成了高级宦官的称谓,到清朝时,宦官统称为太监,成了宦官统称。

中国的宦官[编辑]

主条目:中国宦官史、第一次宦官时代、第二次宦官时代和第三次宦官时代
在中国,商朝时的甲骨文中曾出现“凸刀”字,其义与阉字相通,可见当时已有将人阉割;但未见有将他们作宫庭内侍的记述。西周时开始有使用阉人的记载,《周礼》内有“宫者使守内,以其人道絶也”。当时的阉人被用来作“寺人”、“内竖”、“阍人”等职,但是人数不多且地位低下,只是负责杂役、传令等工作,是家臣的一种。随着专政王权的发展,到了战国、秦朝时,受宫刑的人大量增加,使用阉人的机构亦增多,阉人当政亦开始出现。
到了汉朝,侍候皇帝的人统一被叫作“宦者”或“宦官”。据说此名是出自拱卫在天帝星旁一个叫“宦者”的星座。东汉时,规定宦官全部要用阉人,大规模宦官当政亦在当时首次出现,东汉末年成为宦官与外戚之间彼此厮杀的舞台,称为“第一次宦官时代”。
唐代开始有所谓的“市舶宦官”,即“中人之市舶者”[2],专门负责管理东南沿海地区海外贸易,《资治通鉴》亦载:“唐置市舶使于广州,以收商舶之利,时以宦者为之”[3]。韦某是有史可考的第一位市舶宦官[4]。之后,在唐代安史之乱后再次出现大规模宦官当权,称为“第二次宦官时代”。这是由于唐代后期宦官自殿中监李辅国开始掌握了军权,“宝印符契,晨夕军号,一以委之”[5],日后宦官不但总领神策军,而且还组建牙队,最后形成专权,甚至有立废皇储之大权,唐文宗甚至称自己不如周赧王和汉献帝。
宋代对宦官参政防范较严,宋太祖不许宦者“预政事”,宦官到一定年资必须转出外任。故宋代虽有童贯、梁师成等祸国宦官,但宦官之权力并没有凌驾于宰相之上的权势[6]。
至于“太监”此一名称,最早出现于辽,本来是政府高级职位的名称,并不一定由宦官担任。至明朝时,宫廷内设十二监二十四衙门,提领者被称为掌印太监,俱由宦官出任。低阶宦官名“少监”、“中监”,高阶宦官是“太监”;于是“太监”变成了高级宦官的称谓,后来成了对宦官的统称。
宦官在明代发展至顶峰,虽然明太祖明令禁止宦官干政,但明成祖即位后开始重用宦官。明初交趾监军马骐激发交趾人起兵脱离中国独立,明末时曾经有过宦官数万名,据王世贞《龠山堂别集·中官考十》记载:“南海户净身男九百七十余人复乞收入。”宦官遍布政府各部门,以太监充任的特务分布全国,尤其是天津、泉州、宁波、广州等对外商船贸易海港港口必定派驻“税监”太监[7],称为“第三次宦官时代”。崇祯多次怒斥太监:“将我祖宗积蓄贮库传国异宝金银等,明比盗窃一空。”宦官时代的结束,一定是王朝的覆亡。王夫之在《沿书引义·舜典四》中针对太监议论:“宫刑施之,绝人生理,老无所养,死无与殡。无罪之鬼,无人除墓草而奠怀染。故宫者,均于大辟也。且宫刑之后,二气时乖,肢体外痿,性情内琢。故阉瘸之子,豹声阴鸷,安忍无亲。且刑人并齿于天地之间,人道绝而发已凋、音已雌矣,何惧乎其不冒死而求逞于一朝?而又美其名曰,姑且怜其无用,引而置之官府之间,不知埋下祸根深矣。宦寺之恶,甚于士人,只因其无廉隅之借,子孙之虑耳,故悯不怕死,何况乎其以淫而在傍君主之侧耳。”
到清朝时,宦官统统称为太监。清朝对太监控制得十分严格,除了清末有一两个受宠的太监外,宦官弄权的情况没有出现。
民国政府拟定的《清室优待条件》第六条规定宣统帝退位后“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民国初年袁世凯称帝时,宣布宫中永远不用宦官,宫中仆役全部由女官担任。满洲国时期,满洲国帝宫内仍有太监,不过人数减少。且当时国民政府与满洲国政府不相交通,不通邮电,所以有关那时太监的情况,一无所知[8]。
宦官的来源[编辑]
宦官的来源有数种,第一种是用先天生理有缺陷或有发展障碍的男人,当他们生理机能恢复后就必须辞退,如《后汉书‧栾巴传》就记载栾巴因发育障碍故充任宦官,而后“阳气通畅,白上乞退。”其次还有私自进行阉割手术而入宫的途径,如《韩非子》提到“竖刁自宫以治内”,后来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有人甚至不以宫刑为耻。第三种来则是受过腐刑或是判死刑而减免为腐刑的阉人,如嫪毐即是此种,他处刑一事虽为作假,不过名义上仍是受过腐刑的宦者。隋朝以后,宫刑被废止作为正式的刑罚,宦官应以自愿被阉割者居多。到了明朝,被阉作宦官者,除了部份是来自朝贡国进贡的少数民族孩童(如郑和、汪直);多是自愿阉割的人,直隶河间等地出产太监较多。明朝太监的阉割本来应该是由宫廷负责,民间自行阉割是被禁止的;但这项禁令从未被认真执行。明代中叶,民间曾经出现大批自阉后入不了宫,作不了太监的人,被称为“无名白内官”。
明朝后期,宫廷中不少本来由女官担任的职务转为由宦官担任,因此太监多如蚁阵。北京邻边的青县、静海、河间、沧州、任丘、南皮、枣强等县,许多人争相净身入宫。当时,宦官割舍之睾丸及阴茎放于红绒布袋内,悬挂于紫禁城一阴干室内,红细索悬于粱,太监位尊离湿气地面最远最干,初进宫者离地面最近,名曰宝贝房。《戴斗夜谈》载“京畿民间生子,每私自阉割”,《日下旧闻考》引《白头闲话》所记“都人生子,往往阉割,觊为中宫(太监),有非分之福”。
清朝太监大多是汉族人,雍正帝明确禁止旗人担当太监。
婚恋与家庭[编辑]
虽然宦官没有生育和进行性交的能力,但同样有情感上的需要,《诗经·小雅》“巷伯”篇,有“萋斐贝锦”之叹,一些宦官也为了显示权势而娶妻纳妾,《后汉书·刘瑜传》曰:“常侍黄门亦广妻娶”。
汉桓帝时单超等“五侯”,更“多娶良人美女以为姬妾,皆珍饰华侈,拟则宫人。”
唐朝的宦官高力士、李辅国皆曾奉旨娶妇,高力士娶刀笔吏吕玄晤之女为妻[9],吕玄晤随即被擢为少卿,后出任刺史;李辅国娶元擢之女,元擢也因此成为梁州刺史。五代前蜀主王建之子王衍曾和太监王承休之妻严氏私通,王承休以后当了天雄军节度使。
《万历野获编》“宦寺宣淫”条云:“比来宦寺多蓄姬妾,以余所识三数人,至纳平康歌妓。今京师坊所谓两院者,专作宦者外宅,以故同类俱贱之。”。
由于宫中仆役的生活苦闷寂寞,有些宦官会与宫女、女官结为对食或菜户。对食多为短暂交往,而菜户关系有如夫妻,在明清时期最为普遍[10]。
有些甚至比一般夫妻感情更为深厚,《万历野获编》中曾记载一间寺庙中放满由宦官奉祀他们伴侣的牌位,牌位上都写有宫女的姓名,每逢宫女的忌日,与其结为菜户的宦官便会前来祭悼,其悲伤之情一如丈夫悼爱妻。
由于宦官缺乏性能力,一般的性刺激仅限于以手或以口爱抚和假阳具。《万历野获编》记载:“近日都下有一阉竖比顽,以假阳具入小唱谷道不能出,遂胀死。法官坐以抵偿。”
有些太监为恢复性能力,不惜杀人,食用人脑,《万历野获编》“对食条”云:“近日福建税当高策,妄谋阳具再生,为术士所惑,窃买童男脑啖之,所杀稚儿无算,则又狠而愚矣!”
墓葬[编辑]
由于宦官没有生儿育女的能力,古代民间认为宦官墓附近的地方风水不好,有“断子绝孙”的意思。因此不少太监墓被后人故意破坏。[11]
朝鲜的宦官[编辑]

朝鲜的宦官称为内侍,朝鲜王朝‎时期的内侍由内侍府管辖,从最高职位从二品尚膳到从九品尚苑共有140名。内侍一般从小入宫接受阉割,于宫内的内班院接受教育,主要教材是辅佐中国帝王忠臣们事例的《大学演义》。要通过小宦考试才可以接受正式内侍训练。
内侍居住于宫外,但必须让国王随传随到,他们多居于昌德宫前的凤翼洞通往宗庙的路上。他们工作的内侍部在北部俊秀坊(今孝子洞附近)。在大韩帝国末期,内侍住处集中在钟路区云泥洞。
内侍的主要是管理王室饮食诸事,包括尚膳(监督国王饮食)、尚酝(管理厨房)、尚茶(管理茶饮)、尚药(管理药品)等职位。其次是掌管圣旨出纳的承传色。此外,内侍也负责管理宫廷钥匙、清扫、灯火、宫女等业务,王室田地也由内侍管理。
掌管圣旨出纳的承传色往往拥有权力,而上报于承旨的国政悬案通过也要内侍传至国王,一些内侍就垄断有关信息以至讹传,败坏朝政。因此国王的两个近臣承旨和的任用都要非常谨慎。内侍由于服侍于国王左右,地方长官大都为巡察的内侍设宴接风并赠送各种礼物。
婚恋与家庭[编辑]
内侍与其他士大夫男子一样,会娶妻纳妾,内侍的正室会根据丈夫的官职,被封为一品贞敬夫人、二品贞夫人等。但内侍无法生育,他们会领养孩子。《经国大典》允许内侍领养三岁以下没有父亲的孩子作养子,这些养子大多是在从小入宫接受内侍训练的小内侍中挑选,也有些是选同乡的小孩为养子。内侍死后,养子要负责祭祖。
越南[编辑]

越南建国的时候沿袭中国的职官制度,也继承了中国的宦官制度。不少宦官活跃于越南历史舞台上。有些宦官,如李常杰、黄五福等,甚至经常挂帅出征,并立下不少战功。20世纪之后,越南的宦官才开始消失。
穆斯林国家[编辑]


奥斯曼帝国宫廷中的白人太监 (1749)


奥斯曼帝国的宦官总管,摄于1912年


Eunuque gardien d'un harem
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的后宫妃嫔众多,同时也使用数量众多的黑人宦官(多数来自努比亚)。
影响[编辑]

黄宗羲于《明夷待访录》表示明朝宦官之失:“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传,后有票拟。天下之财赋,先内库而后太仓,天下之刑狱,先东厂而后法司,其它无不皆然。则是宰相六部,为奄宦奉行之员而已。”[12]
著名宦官[编辑]

中国[编辑]
竖刁:春秋时齐国宦官。为表对齐桓公的忠心而自行阉割,齐桓公也因此事而不听管仲遗言,亲信易牙、竖刁。桓公病危时竖刁作乱,桓公衣袖蒙脸,气絶而死。之后桓公五位公子为继位而明争暗斗,无人替桓公收尸。
嫪毐:战国时期秦国的假宦官,与太后赵姬通奸,后被秦始皇车裂。
赵高:秦朝时宦官,第一位宦官宰相,秦始皇死后专权独断,被秦王子婴所杀。
司马迁:汉朝汉武帝时宦官,原为汉太史令,后因李陵案下狱,受宫刑,后授中书令(西汉时期归属于内廷宦官机构]]),发奋纂写史书。完成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后世称之为太史公书。
郑季产:与汉和帝合谋,计杀窦宪,后颇得权柄。
侯览:与汉桓帝、单超打击外戚梁冀势力的斗争,朝廷检举侯览的罪行,侯览因此畏罪自杀。
蔡伦:东汉时宦官,相传是纸的发明人。由于政争,陷害汉安帝的祖母,后被迫自杀。
张让:东汉十常侍之首,杀死了大将军何进。在袁绍入宫捕杀宦官时,跳黄河自尽。
黄皓:三国时蜀汉宦官,颇受刘禅宠信,因而荒废政事,但在刘禅投降魏国后被司马昭所杀。
高力士:唐玄宗宠臣,传说李白醉酒后要“力士脱靴”。力士权势虽大,但颇为忠义,玄宗死后即绝食而死。
李辅国:唐肃宗当权的宦官,拥立唐代宗有功,后因骄横,被唐代宗派人杀死。
鱼朝恩:唐朝时以监军出身的宦官,颇有才气,能讲授《五经》,亦能佛法。后因专权,被唐代宗赐死。
仇士良:唐朝专权宦官,神策军中尉,在甘露之变中果断劫持唐文宗,致使李训、郑注等为首的朝臣集团图谋剿灭宦官干政势力的努力失败,从此唐朝中央政府彻底被宦官集团控制。仇士良后被唐武宗逼退,幽闷以死。
王继恩:北宋初年宦官,宋太祖内侍,太祖崩殂后召晋王赵光义入宫,后者即位,是为宋太宗,后率军带兵平定李顺之乱。太宗崩殂后,与参知政事李昌龄勾结,欲废太子,改立元佐为帝,被吕端识破,真宗即位后幽禁。
秦翰:北宋初年宦官,宋太宗和宋真宗两朝抗辽名将。
童贯:北宋宦官,与权相蔡京勾结,在小说《水浒传》亦有描述。力主宋、金协力攻辽,后被宋钦宗赐死。
郑和:明朝成祖三宝太监,航海探险家。
王振:明朝第一位当权宦官,引致土木之变,明英宗被俘。王振则被护卫将军樊忠所杀。
汪直:继王振之后明朝第二位当权宦官,曾经统领西厂,与万贵妃垄断朝政。
刘瑾:明朝时当权宦官,贪污甚巨,后被明武宗凌迟处死。
张永,明武宗时的大宦官,告发刘瑾罪状,于是刘瑾凌迟。王阳明被江彬诬陷时,曾经进言力救。
冯保:明朝宦官之一,权倾一时,与大臣张居正合作,后为明神宗所杀。
魏忠贤:明熹宗时宦官,颇得宠信,把持朝政,杀害了许多东林党人,后被明思宗所杀。
王承恩:明思宗时宦官,自明思宗年幼时即随侍不离,并拥戴其即位,掌握辅佐大权,对抗复社党人,后与明思宗一同自杀。
安德海:清朝慈禧太后的宠臣。后出北京,在山东办货,被山东巡抚丁宝桢以祖训逮捕,处斩。
董海川:河北文安县人,宦官,清朝武术家,八卦掌始创者。
刘进保:清末太极拳家,杨氏太极拳始创者杨露禅的弟子,礼王府太监,晚年授拳于弟子张正学。
李莲英:服事慈禧太后,为继安德海后的另一位当权太监,1911年卒,年六十四。
小德张:中国最后一位掌权太监。1957年病逝,年八十一。
朝鲜半岛[编辑]
金敦中:高丽王朝时期的一名内侍。
金处善:朝鲜王朝‎文宗至燕山君时期的内侍宦官,后因酒醉对燕山君失言失态(实为直言进谏),遭戮刑。同年,金处善家产充公,朝内与处善同名者均奉旨更名,另“名及大小文书,禁用处字。”[13]
越南[编辑]
杜释:丁朝宦官,欲篡夺皇位,杀死皇帝丁部领及皇太子丁琏。
李常杰:李朝前期宦官,曾参与对宋朝和占城的战争。
阮安:安南人,1407年明朝灭胡朝时被掳到中国成为宦官,后参与北京城的设计。
黄五福:后黎朝末期郑主麾下的宦官,曾参与讨伐阮有求、阮名芳起义军,后又攻破广南阮主的都城富春(今顺化)。
黎文悦:阮朝初期宦官,曾辅佐阮福映夺取皇位。(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宦官,而是双性人)
其他国家[编辑]
穆尼斯·穆赞法尔:阿拉伯帝国著名宦官,禁卫军首领。

2013年11月21日 星期四

蕭統

蕭統 拼音:Xiāo Tǒnɡ(Xiao Tong) 同义词条:昭明太子,萧德施 - 昭明太子  蕭統(501年—531年5月30日)中國南朝梁文學家,字德施。蘭陵(今江蘇常州西北)人。梁武帝長子,其母爲貴嬪丁氏,南齊東昏侯永元三年/南齊和帝中興元年生於襄陽,天監元年十一月立爲太子。然英年早逝,未及即位即於531年去世,死後諡“昭明”,故世稱昭明太子。據《梁書·昭明太子傳》,蕭統以太子之尊,引納文士,切磋篇籍,商榷古今,又好文章著述,“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文選》30卷,就是蕭統與門下文人共同編定的。此外,《隋書·經籍志》還著錄蕭統有文集20卷、《正序》10卷、《文章英華》20卷,均佚。原有集,已散佚,後人輯有《昭明太子集》。   其子蕭詧555年於江陵即位爲西梁皇帝,追諡蕭統爲高宗昭明皇帝。蕭統編纂了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文總集—《文選》(人稱《昭明文選》)。很多梁代以前的文學作品賴此得以保存。   著名的大乘佛教經典《金剛經》,其中“三十二分則”的編輯,即是昭明太子所作。原本長篇連貫的經文,經過他整理成爲容易傳誦理解的三十二個分則,各段並補充濃縮精要的副標題。 由於他與其父親對佛教教義流通的貢獻,禪宗寺廟時常以梁武帝與昭明太子父子合祀爲護法神。 編輯本段家庭 父 梁武帝蕭衍 母 丁貴嬪丁令光,其子蕭綱繼位後,追尊其爲穆太後。 兄弟 二弟 蕭綜:豫章王。字世謙。 後自認南齊東昏侯蕭寶卷遺腹子,投降北魏,改名蕭讚。 三弟 蕭綱:晉安王。字世纘。後爲簡文帝。 四弟 蕭績:南康簡王。 五弟 蕭續:盧陵威王。字世?。 六弟 蕭綸:邵陵擕王(西梁諡忠壯王)。字世調。 七弟 蕭繹:湘東王。字世誠。後爲元帝。 八弟 蕭紀:武陵仁王。字世詢,又字大智。後改姓饕餮。 子 長子 蕭歡:字孟孫。初被梁武帝封爲華容公,父親蕭統死後,進封爲豫章王,534年去世,諡號安。其子蕭棟即位後,追尊其爲安皇帝。 次子 蕭譽:字重孫。普通二年被梁武帝封爲封枝江縣公。中大通三年改封河東王。550年被叔父蕭繹殺死。 三子 蕭詧:字理孫。中大通三年被梁武帝封爲嶽陽王。549年被叔父蕭繹擊敗,逃亡西魏,西魏封其爲梁王。西魏再於555年立其爲梁帝,於562年去世。 四子 蕭??:武昌王。 五子 蕭譼:義陽王。 編輯本段史書記載   梁書·蕭統本傳   昭明太子統,字德施,高祖長子也。母曰丁貴嬪。初,高祖未有男,義師起,太子以齊中興元年九月生於襄陽。高祖既受禪,有司奏立儲副,高祖以天下始定,百度多闕,未之許也。群臣固請,天監元年十一月,立爲皇太子。時太子年幼,依舊居於内,拜東宮官屬文武,皆入直永福省。   太子生而聰睿,三歲 受《孝經》、《論語》,五歲遍讀五經,悉能諷誦。五年五月庚戌,始出居東宮。太子性仁孝,自出宮,恒思戀不樂。高祖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便留永福省,或五日三日乃還宮。八年九月,於壽安殿講《孝經》,盡通大義。講畢,親臨釋奠於國學。十四年正月朔旦,高祖臨軒,冠太子於太極殿。舊制,太子著遠游冠,金蟬翠 緌纓;至是,詔加金博山。   太子美姿貌,善擧止。讀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每游宴祖道,賦詩至十數韻。或命作劇韻賦之,皆屬思便成,無所點易。高祖大弘佛教,親自講說;太子亦崇信三寶,遍覽眾經。乃於宮内别立慧義殿,專爲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談論不絕。太子自立三諦、法身義,並有新意。普通元年四月,甘露降於慧義殿,鹹以爲至德所感焉。   三年十一月,始興王憺薨。舊事,以東宮禮絕傍親,書翰並依常儀。太子意以爲疑,命僕射劉孝綽議其事。孝綽議曰:“案張鏡撰《東宮儀記》,稱‘三朝發哀 者,逾月不擧樂;鼓吹寢奏,服限亦然’。尋傍絕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鐃歌輟奏,良亦爲此。既有悲情,宜稱兼慕,卒哭之後,依常擧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謂猶應稱兼慕,至卒哭。”僕射徐勉、左率周舍、家令陸襄並同孝綽議。太子令曰:“張鏡《儀記》雲‘依《士禮》,終服月稱慕悼’。又雲‘凡 三朝發哀者,逾月不擧樂’。劉僕射議,雲‘傍絕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卒哭之後,依常擧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尋情悲之說,非止卒哭之後,緣情爲論,此自難一也。用張鏡之擧樂,棄張鏡之稱悲,一鏡之言,取舍有異,此自難二也。陸家令止雲‘多曆年所’,恐非事證;雖複累稔所用,意常未安。 近亦常經以此問外,由來立意,謂猶應有慕悼之言。張豈不知擧樂爲大,稱悲事小;所以用小而忽大,良亦有以。至如元正六佾,事爲國章;雖情或未安,而禮不可廢。鐃吹軍樂,比之亦然。書疏方之,事則成小,差可緣心。聲樂自外,書疏自内,樂自他,書自己。劉僕射之議,即情未安。可令諸賢更共詳衷。”司農卿明山 賓、步兵校尉朱異議,稱“慕悼之解,宜終服月”。於是令付典書遵用,以爲永准。   七年十一月,貴嬪有疾,太子還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 帶。及薨,步從喪還宮,至殯,水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絕。高祖遣中書舍人顧協宣旨曰:“毁不滅性,聖人之制。《禮》,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毁如 此!可即強進飲食。”太子奉敕,乃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高祖又敕曰:“聞汝所進過少,轉就羸瘵。我比更無餘病,正爲汝如此,胸中亦圮塞成疾。 故應強加饘粥,不使我恒爾懸心。”雖屢奉敕勸逼,日止一溢,不嚐菜果之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   太子自加元服,高祖便使省萬機,内外百司,奏事者填塞於前。太子明於庶事,纖毫必曉,每所奏有謬誤及巧妄,皆即就辨析,示其可否,徐令改正,未嚐彈糾一人。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下皆稱仁。   性寬和容眾,喜慍不形於色。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恒自討論篇籍,或與學士商榷古今;閑則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爲常。於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   性愛山水,於玄圃穿築,更立亭館,與朝士名素者游其中。嚐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詠左思《招隱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侯慚而止。出宮二十餘年,不畜聲樂。少時,敕賜太樂女妓一部,略非所好。   普通中,大軍北討,京師穀貴,太子因命菲衣減膳,改常饌爲小食。每霖雨積雪,遣腹心左右,周行閭巷,視貧困家,有流離道路,密加振賜。又出主衣綿帛,多作襦袴,冬月以施貧凍。若死亡無可以斂者,爲備棺槥。每聞遠近百姓賦役勤苦,輒斂容色。常以戶口未實,重於勞擾。   吳興郡屢以水災失收,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中大通二年春,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弁假節,發吳郡、吳興、義興三郡民丁就役。太子上疏曰:“伏聞當發王弁等 上東三郡民丁,開漕溝渠,導泄震澤,使吳興一境,無複水災,誠矜恤之至仁,經略之遠旨。暫勞永逸,必穫後利。未萌難睹,竊有愚懷。所聞吳興累年失收,民頗流移。吳郡十城,亦不全熟。唯義興去秋有稔,複非常役之民。即日東境穀稼猶貴,劫盜屢起,在所有司,不皆聞奏。今征戍未歸,強丁疏少,此雖小擧,竊恐難 合,吏一呼門,動爲民蠹。又出丁之處,遠近不一,比得齊集,已妨蠶農。去年稱爲豊歲,公私未能足食;如複今茲失業,慮恐爲弊更深。且草竊多伺候民間虛實,若善人從役,則抄盜彌增,吳興未受其益,内地已罹其弊。不審可得權停此功,待優實以不?聖心垂矜黎庶,神量久已有在。臣意見庸淺,不識事宜,苟有愚心,願 得上啟。”高祖優詔以喻焉。   太子孝謹天至,每入朝,未五鼓便守城門開。東宮雖燕居内殿,一坐一起,恒向西南面台。宿被召當入,危坐達旦。   三年三月,寢疾。恐貽高祖憂,敕參問,輒自力手書啟。及稍篤,左右欲啟聞,猶不許,曰“雲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惡”,因便嗚咽。四月乙巳(初六)薨,時年三十一。高祖幸東宮,臨哭盡哀。詔斂以袞冕。諡曰昭明。五月庚寅,葬安寧陵。詔司徒左長史王筠爲哀冊文曰:   蜃輅俄軒,龍驂跼步;羽翿前驅,雲旂北禦。皇帝哀繼明之寢耀,痛嗣德之殂芳;禦武帳而淒慟,臨甲觀而增傷。式稽令典,載颺鴻烈;詔撰德於旌旒,永傳徽於舞綴。其辭曰:   式載明兩,實惟少陽;既稱上嗣,且曰元良。儀天比峻,儷景騰光;奏祀延福,守器傳芳。睿哲膺期,旦暮斯在;外弘莊肅,内含和愷。識洞機深,量苞瀛海;立德不器,至功弗宰。寬綽居心,溫恭成性,循時孝友,率由嚴敬。鹹有種德,惠和齊聖;三善遞宣,萬國同慶。   軒緯掩精,陰犧弛極;纏哀在疚,殷憂銜恤。孺泣無時,蔬饘不溢;禫遵逾月,哀號未畢。實惟監撫,亦嗣郊禋;問安肅肅,視膳恂恂。金華玉璪,玄駟班輪;隆家幹國,主祭安民。光奉成務,萬機是理;矜慎庶獄,勤恤關市。誠存隱惻,容無慍喜;殷勤博施,綢繆恩紀。   爰初敬業,離經斷句;奠爵崇師,卑躬待傅。寧資導習,匪勞審諭;博約是司,時敏斯務。辨究空微,思探幾賾;馳神圖緯,研精爻畫。沈吟典禮,優游方冊;饜飫膏腴,含咀餚核。括囊流略,包擧藝文;遍該緗素,殫極丘墳。績帙充積,儒墨區分;瞻河闡訓,望魯颺芬。吟詠性靈,豈惟薄伎;屬詞婉約,緣情綺靡。字無點 竄,筆不停紙;壯思泉流,清章雲委。   總覽時才,網羅英茂;學窮優洽,辭歸繁富。或擅談叢,或稱文囿;四友推德,七子慚秀。望苑招賢,華池愛客;托乘同舟,連輿接席。摛文掞藻,飛紵泛幹;恩隆置醴,賞逾賜璧。徽風遐被,盛業日新;仁器非重,德輶易遵。澤流兆庶,福降百神;四方慕義,天下歸仁。   雲物告徵,祲沴褰象;星霾恒耀,山頹朽壤。靈儀上賓,德音長往;具僚無廕,谘承安仰。嗚呼哀哉!   皇情悼愍,切心纏痛;胤嗣長號,跗萼增慟。慕結親游,悲動氓眾;憂若殄邦,懼同摺棟。嗚呼哀哉!   首夏司開,麥秋紀節;容衛徒警,菁華委絕。書幌空張,談筵罷設;虛饋饛饛,孤燈翳翳。嗚呼哀哉!   簡辰請日,筮合龜貞。幽埏夙啟,玄宮獻成。武校齊列,文物增明。昔游漳滏,賓從無聲;今歸郊郭,徒禦相驚。嗚呼哀哉!   背絳闕以遠徂,轥青門而徐轉;指馳道而詎前,望國都而不踐。陵修阪之威夷,溯平原之悠緬;驥蹀足以酸嘶,挽淒鏘而流泫。嗚呼哀哉!   混哀音於簫籟,變愁容於天日;雖夏木之森陰,返寒林之蕭瑟。既將反而複疑,如有求而遂失;謂天地其無心,遽永潛於容質。嗚呼哀哉!   即玄宮之冥漠,安神寢之清颭;傳聲華於懋典,觀德業於徽諡。懸忠貞於日月,播鴻名於天地;惟小臣之紀言,實含毫而無愧。嗚呼哀哉!   太子仁德素著,及薨,朝野惋愕。京師男女,奔走宮門,號泣滿路。四方氓庶,及疆徼之民,聞喪皆慟哭。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誥文言,爲《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爲《文章英華》二十卷;《文選》三十卷。 編輯本段相關傳說 顧山紅豆   紅豆樹生長於南國。但江陰市的顧山紅豆樹卻以古老、奇異、珍稀著稱於世。倍受各地史學家、生物界的關注。   顧山紅豆樹是一千四百多年前梁代著名文學家昭明太子蕭統,在顧山編纂《昭明文選》時親手種植的。蕭統爲什麼要種植此樹呢?這里還有一段太子與尼姑相愛的動人故事。   當時南梁武帝篤信佛教,在國内興建了四百八十座寺院,顧山興建的是 "香山觀音禪寺",寺内還建造了一樓閣,名爲“文選樓”。太子蕭統代父出家來香山寺,一則爲回避宮廷鬥爭,二則精心修編文選。一日,太子下山來到當時的集市古塘視察民情。偶見一秀麗的尼姑法號叫慧如的,無意中談及釋家精義,太子見慧如才思敏慧,頓生愛慕之情,跟蹤到草庵,又就釋家經義深淡而不舍,以後多次去草庵談情說愛,但由於一個是太子,一個是尼姑,終難成眷屬,尼姑相思成疾而終。太子聞訊,痛哭不已,含淚種下雙紅豆,並將草庵題名紅豆庵,滿懷相思悲苦離去。此樹曆經千年到元代曾一度衰敗成枯樹,但到乾隆年間忽又在主幹上萌生四株新技,一直長到現在,猶如虯龍老樹了。 衣冠塚、太子廟   昭明太子長期深受秋浦池州人民愛戴,是因爲昭明太子不僅學識淵博,而且關注百姓生活。519年以前,池州一直大旱,田間顆粒無收,在池州百姓發生嚴重的饑荒時,蕭統(昭明太子)目睹這一切,多次上書給皇上,親自安置送糧賑災,才使池州百姓度過劫難。在蕭統逝後,池州百姓哭聲一片,因敬昭明之德,仰昭明之才,特向朝廷請來了昭明的衣和帽子,在昭明生活過的秀山建造了昭明太子的衣冠塚、太子廟。世世代代都供奉着昭明的牌位(稱作“案菩薩”)至今。 昭明釣台   昭明太子與貴池有着特殊的關係,貴池當年叫石城,是昭明的封邑,昭明是貴池人民心目中的救世主。天監年間,石城大旱,田地龜裂,禾苗枯死,赤地千里,餓蜉遍野。昭明太子聞訊趕來石城,開倉放糧,救濟災民,深受百姓愛戴,頌爲救星,視作神靈。   至今,在貴池民間還流傳着許多關於昭明太子的故事。“昭明太子釣香鯽”就是其中十分神奇的一段。   相傳,昭明太子來到石城開糧倉,救庶民,居秀山,編選,垂釣玉鏡潭。   昭朗太子坐在郎山崖腳下一塊平平展展3米見方的牯牛石上,垂青綸,扔金鉤,在明淨似鏡的秋浦玉鏡潭釣魚消遣。忽見一輪明月在水中浮動,太子暗暗稱奇,忙抛下金約,明月化作了萬點碎銀,飛濺而盡,可是鉤子卻像垂進了無底深淵,一團絲線全部放完,仍不見沉底,隻好丟開釣竿,釣竿“吱吱”地沉入水中,複又漂浮出水,在水面上晃動,太子撈起釣竿一拽,怎麼也拉不動了。俄頃,潭水沸騰,“嘩嘩”之聲,似錢塘潮起,太子大驚,急忙提竿收約,金鉤上釣了一條肥大的銀鱗香鯽魚,足有七八斤重。   原來,太子的釣鉤是掉進了牯牛石下的神鵝洞,神鵝得卻是賢明、孝顺、愛民的昭明太子的金鉤,使伸頭一口叼住,潛水游進神仙濠,把太子的金鉤銀線一直從秋浦玉鏡潭拖到了大王洞龍廳的龍湖,將一條龍魚掛上金鉤,大王說不可,太子素來愛吃秋浦沉香鯽。於是,神鵝將金鉤掛在龍廳龍柱上的掛鉤石,立即飛往香鯽盪,捉了一條銀鱗大香鯽,掛上了金鉤。   昭明太子釣得若大的香鯽,欣喜若狂,當即命烹調下酒,味道無比鮮美,讚歎“水好魚美”,“天下貴池也”。因此,後來改秋浦縣爲“貴池”之名,沿用至今。後人又把他垂釣的郎山崖下的牯牛石,譽爲千古名勝:“昭明釣台”。 蕭統求雨蕭篁塘   在義西蕭皇塘村一帶的地里勞動,經常可以挖掘到一些破碎的磚瓦。而民間傳說,在很久以前,這一帶經濟曾經較發達、人口眾多,不到四五平方公里的山溝,就有村莊18個。可是到了南北朝的梁朝時,天遇大旱,莊稼顆粒無收,再加上瘟疫流行,村民餓死病死的很多,村落就此衰敗蕭條。   此時梁朝大興佛教,昭明太子蕭統巡視各地,代父親在全國各地選擇地方建造寺廟。這一天他來到義烏,聽人說義西大旱又生瘟疫。他爲救民於水火,立即赴義西賑災。   他從吳店經野毛山往里走,沿途隻見百姓紛紛外逃謀生,一路上他費盡口舌勸說百姓回鄉居住。當他來到蕭皇塘一帶,隻見十室九不全,村民個個有病色,已無法再正常生活。他立即放糧賑災,然後又親自進山尋找草藥。他不顧山路崎嶇陡峭,荆棘遍野,爲此他還扭傷了腳。經過眾人一起艱辛的努力,他們找到了治療瘟疫的藥。回村後他又親自爲村民們熬藥送藥。村民服藥後疫情得到了控制。他又與村民一起在村子西北面的一口圓塘邊築壇做法事,親自誦經求雨。法事做了7天7夜,天開始轉陰,但雨還是不見下來。他覺得可能上蒼怪他不誠心,又向村民打聽是否有更清靜的地方,村民說覆釜岩景色雄奇,清靜秀麗。   他一聽不顧腳痛,拖着傷腳一拐一拐上山。一路上他顧不上欣賞沿途美景,一口氣登上岩頂。站在山頂,但見四周崖石陡峭,壁立千尺,隻有一條人工開鑿的石徑通岩頂,再無他途可攀。腳下辟峰村落盡收眼中,崖邊幽竹秀木,清風徐徐,頓感心曠神怡。蕭統不由讚歎道:“真是孤峰獨秀,佛門聖地。”於是他就跪在岩頭誦經求雨,老天終於下起了雨,旱情得以解除。   昭明太子見18莊人煙稀少,就動員幸存者搬遷集中居住,他還親自爲村民選擇安家之所,規劃村子布局。從清朝光緒23年繪制流傳至今的蕭皇塘村陽宅圖看,該村仍顯得錯落有致,布局美觀合理。   村民們爲了不忘太子恩德,就在覆釜岩築廟供奉他的塑像,並把此岩改名爲蕭皇岩,而把做法事的那口塘和村子都稱爲蕭皇塘。 昭明太子讀書處   位於烏鎮市河西側。因南朝梁武帝太子蕭統曾在此設館就讀而得名,爲桐鄉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昭明太子名蕭統,兩歲時立爲皇太子。據清乾隆《烏青鎮志》記載,梁天監二年(503年),蕭統曾隨老師沈約來烏鎮讀書,並建有書館一座。後來,書館塌毁,遺蹟殘存。明萬曆年間,烏鎮同知全廷訓出於對蕭統才學的敬仰,便在書館舊址前建起一座石坊,里人沈士茂於石坊上方題寫六朝遺勝、梁昭明太子同沈尚書讀書處匾額。石坊爲花崗岩,門樓式,高約5米,寬3.8米。因年代久遠,風化殘缺,1984年鎮人集資修繕,加抱鼓石及横梁石以下的方柱雀替。蕭統自幼好學多聞,通知今古,以首編《昭明文選》著名於世。烏鎮人非常珍惜這一文化遺蹟。1977年茅盾欣聞故鄉這一古蹟在文化大革命之後仍大難不毁,在給家鄉一首詞中寫下了唐代銀杏宛在,昭明書室依稀的佳句。 古池州城秀山門   秀山門是古池州城的一座城門。歷史上秀山門,是宋朝池州太守爲紀念梁昭明太子蕭統,而將原城西秋浦門易名秀山門。   秀山在今池州城西南約70里處,是古石城縣、秋浦縣衙門所在地,是當時梁昭明太子的封地,昭明太子蕭統因多年徜徉於此地山水間,期間編纂有文獻巨著《昭明文選》而流傳千古,名颺天下。現此地尚存全國十大古釣台之一的“昭明釣台”遺址。貴池縣名也是因梁昭明太子在此食魚爲美而封爲“貴池”。   昭明太子蕭統因其德才兼備,治國有方,深受當地百姓愛戴。後人爲紀念昭明太子在秀山還建有太子廟、文選樓等勝景。池州府秋浦縣遷至今池州城後,除秀山門樓外,後人還在城西杏花村建有西廟以紀念、供奉他。一千多年來,曆代名人墨客也紛紛尋蹟踏綜,在池州留下大量詠物懷古的詩詞歌賦。名颺天下的杏花村就位於秀山門外,史記有:“秀山門外杏花村”。但解放後秀山門歷史風貌已不複存在,爲充分挖掘池州歷史文化内涵,展示池州歷史文化名城風采,   2003年,市委、市政府決定複建秀山門,同時搬遷了原公交站場建成秀山門廣場,改造了與之毗鄰的杏村步行街,以將此處打造成一個融觀光購物、歷史文化展示、休閑娛樂爲一體的市民文化廣場。 複建後的秀山門建築面積1952平方米,長40米,城樓高19米,城牆高11.8米,有三個門洞,其中中門洞高7米,寬5米,邊洞高4.6米,寬2.7米,爲仿清建築風格。秀山門樓内裝飾亦是古樸典雅,青石板的地面和樓梯踏步,漢白玉的平台圍欄。城樓邊門的青石邊框立柱及門罩上的石雕、城樓上的木雕以及石鼓、石獅等裝飾材料也都是從民間古宅中收集而來的藝術珍品。城樓内還設有古玩市場及民間藝術品館藏,以展示有關昭明太子、貴池古儺等歷史文化。   秀山門廣場總面積約7000平方米,占地不大,但小巧精致,一景一物、一石一木,均通過精心設計、精雕細刻而成。園内建有池中名鱖、水繞春城、斜陽古道、卷中風景、杏雨江南、臨橋秀色、西廓勝覽、城垣遺址等八個景點。内設的浮雕牆展現了當年秀山門外的繁華景象,另外還大膽地采用了“枯山水”的設計手法,建有湧泉、旱橋等景點。園内植物配置也多是采用池州本地的鄉土樹種。該園的整體設計較好地體現了池州的地方特色和秀山門的凝重歷史,現已成爲池州城的重要一景。 襄陽古城昭明台   昭明台是襄樊市的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襄陽古城正中。爲紀念南朝梁昭明太子蕭統而建。昭明台爲襄樊標志性建築。史載:“樓在郡治中央,高三層,面南,翼以鍾鼓,爲方城勝蹟。”   昭明太子爲梁武帝長子,生於襄陽,輯《昭明文選》,垂於後世。昭明台始建年代待考,原名"文選樓",唐代改稱"山南東道樓",舊有唐李陽冰篆書"山南東道"四字石刻。明代更名"鍾鼓樓",嘉靖時稱鎮南樓,清顺治重建後定名昭明台。建築面南,青磚築台,中有條石拱砌券洞,洞高4.5米,寬3.5米。台上建三檐二層歇山頂樓房5間,高約15米,東西各建横房4間,台南有鼓樓、鍾樓各一。昭明台雄踞城中,巍峨壯觀,古譽爲"城中第一勝蹟"。抗日戰爭期間,襄陽淪陷,樓毁台存。1973年夏因久雨塌陷平毁。1993年於原址重建,爲高台基重檐歇山頂式三層閣樓。台基券洞,横跨於北街入口處。北街是古襄陽城内最繁華的商業街道之一,1993年建成仿古步行一條街,曆時3年完成。重建的昭明台是用現代建築材料建造的,台基上按魏晉風格建3層樓閣,整個建築高達34米。集購物、游覽、文化娛樂於一體。老字號店鋪林立。 蕭統讀書招隱山   鎮江市的南郊,有座招隱山,山上有一處坐北朝南的三間平房,窗明幾淨。窗外有古松修竹,窗下是清泉幽澗。這就是梁太子蕭統的讀書台。   傳說蕭統自幼就喜愛讀書,一目十行,過目不忘。到了十幾歲,已經是博覽群書,滿腹經綸了。他在宮里什麼事都不問,隻知道埋頭讀書,再好的東西他也不要。在他住的宮里,光藏書就有三萬卷。   然而梁太子並不滿足,他想出去以博覽天下群書。於是他離開建康,來到了京口。他找到了遠離城市的招隱山。剛進山里,他就被這里的景色迷住了。一眼望去,一峰靠一峰,一山連一山,山里有山,山外還有山,峰巒叠嶂,綠樹成陰,鳥語花香,幽靜得很。他高興得手舞足蹈,立即吩咐地方官,派遣工匠,就在這里造房砌屋,讀書選文。   太子剛到招隱山,山上隻有幾間東倒西歪的破房子,這是東晉末年音樂家戴颙在這里隱居時留下的。除了這破房子外,什麼也沒有。環境十分簡陋。梁武帝知道後,心疼得很,就派了不少宮娥彩女、太監侍從,帶着珍珠古玩和山珍海味來到招隱山。可是,昭明太子什麼都不要,對派來的大臣吟起西晉詩人左思的著名詩句:"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隻留下八個太監,並且叫大臣回禀梁武帝隻要把東宮的三萬藏書運來就夠了。   過了幾個月,讀書台造好了。在讀書台邊,還造了一座雕欄畫柱、寬敞明亮的五開間小客廳,起名叫"增華閣"。房子造好後,太子和當時一班文人:劉孝綽、殷鈞、明山賓等在增華閣里讀書談心,編選文章。那時候,《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是南徐州刺史的記室,兼東宮通事舍人,梁太子最喜歡同他討論文章。他還常常在山下的聽鸝山房,接待四面八方來訪的文人。(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記載:“昭明太子曾游此山讀書,因名招隱山,今石案古蹟猶存。”招隱寺内的昭明太子讀書台,即其遺蹟,清代乾隆皇帝和大詩人王士禎都有詩吟詠。宋代的陳景沂在《全芳備祖》中還記錄了蕭統在招隱寺内編纂《昭明文選》的史實:“招隱寺……方丈有閣,號招華,梁昭明選文於中。”明代的《山堂肆考》、清代《禦定佩文齋廣群芳譜》中也有明確的記載,而閣名則叫“增華閣”。因此,《昭明文選》很有可能是在此閣編纂而成。)   在招隱山上的昭明太子讀書台,還保存着一塊當年太子讀書的石案,上面鐫刻着八個大字:"普通元年、歲在庚子"。(“普通元年”是他父親執政的年號,“歲在庚子”指昭明太子來此讀書是正值二十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