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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 劉徹 (前156-前87)
一位有雄才大略又能善於用人的盛世君主.
漢初, 因連年爭戰人口減少,生產力不足,但經文景之治的休養生息之後,中國的國力已達巔峰.漢武帝繼位後,著手開始解決北方的匈奴的威脅.重用名將,霍去病,衛青,李廣等,加上張騫 的外交,令中國在國際舞台迅即揭起.經三十年的經營.基本上解決了匈奴的威脅.而且已儼然成為東亞的霸主.
在當時,中華帝國的地位如日中天.公元前二八年,北匈奴殺中國使節,八年後,中國西域總督府副校尉陳湯利用西域各國的軍隊,和囤在西域的漢軍,對北匈奴發起攻擊,終於一舉消滅北匈奴.陳湯在向中央陳述發兵的理由說:"凡侵犯中國的,逃的再遠,也要誅殺."如此氣慨,現在的中華兒女也應汗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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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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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武帝劉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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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要 | |
| 姓名 | 劉徹 |
| 廟號 | 世宗 |
| 諡號 | 孝武皇帝 |
| 陵墓 | 茂陵 |
| 政權 | 西漢 |
| 在世 | 前156年7月31日－前87年3月29日(68歲) |
| 在位 | 前141年3月9日－前87年3月29日(54年) |
| 年號 |
建元 前140年—前135年
後元 前88年—前87年二月元光 前134年—前129年 元朔 前128年—前123年 元狩 前122年—前117年 元鼎 前116年—前111年 元封 前110年—前105年 太初 前104年—前101年 天漢 前100年—前97年 太始 前96年—前93年 征和 前92年—前89年 |
漢武帝劉徹（前156年7月31日－前87年3月29日），漢朝第七位皇帝，於7歲時被冊立為太子，於16歲登基，在位達54年，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功積顯赫，和秦始皇被後世並稱為「秦皇漢武」，被評價為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皇帝之一。漢武帝的思想積極進取，具為有前瞻性，為朝廷以至社會帶了新思維，於實得權力後進行了多項大刀闊斧的改革，深遠地影響著後世。
對外政策上，漢武帝一改漢高祖劉邦白登之圍後世代朝廷奉行的和親傳統，以強勢態度積極地對付匈奴，發動第二階段漢匈戰爭，先後收復了西漢初年的多處領土，不過終其一世未能解除了秦朝以來匈奴於中國西北部的威脅；[1][2]漢武帝又大幅度地開疆拓土，先後在秦朝故土吞滅了東甌國、南越國、閩越國，及衛滿朝鮮及夜郎國等等，繼秦朝後再次奠定了現代的中國本部疆域；同時兩次派遣張騫出使西域，開闢絲綢之路，將中華帝國不論在民生、經濟、文化或者軍事上，都推上了空前的高峰，其任期被稱為漢武盛世，為縱貫漢朝的極盛時期。
然而，由於連年征戰，與匈奴交戰數次惟未能夠將其殲滅，以致漢武帝晚年時國家外強中乾，對人民造成了相當大的負擔。晚年性情反覆無常，而且迷信多疑，致使了巫蠱之禍的發生，為其普遍整體正面評價留下負面部份。駕崩前兩年，漢武帝在輪台下道《罪己詔》，重拾文景之治時期的與民生息的政策，為後來的昭宣中興奠定基礎。
目錄[隱藏] |
名稱[編輯]
漢武帝曾經以彘為名的說法出自於志怪小說《漢武故事》[3]。《史記》[4]和《漢書》[5]則明確紀錄劉徹於被封為膠東王前，名字為徹，無彘字。既使是後世由司馬光編纂的《資治通鑒》[6]，亦無採信《漢武故事》的說法。
早年[編輯]
漢武帝生於漢景帝前元年（前156年），母王氏，漢景帝中子[7][8]。其母王氏在懷孕時，漢景帝尚為太子。王氏夢見太陽進入她的懷中，告訴景帝後，景帝說：「此貴徵也。」劉徹還未出生，他的祖父漢文帝就逝世了。漢景帝即位後，劉徹出生[9]，他亦是王氏唯一的兒子。
前元四年（前153年），劉徹以皇子的身份被封為膠東王。同年，景帝的長子、他的異母長兄劉榮獲封為太子。前元六年（前151年）秋九月，無子無寵的薄皇后被廢。第二年（前150年）春正月，廢栗太子劉榮為臨江王；夏四月乙巳，其母王氏被立為皇后，丁巳，劉徹被立為太子。他成為太子與其母孝景王皇后和其姑母館陶公主劉嫖有很大關係。劉嫖許諾將她的女兒陳氏嫁給當時四歲（古代按虛歲計算）的膠東王劉徹。[10]劉徹後娶陳氏為妃，兩人成婚的時間無考。
政治舉措[編輯]
政治[編輯]
漢武帝在地方設置十三州部刺史。即完善監察制度，加強對地方的控制，打擊地方豪強。京師七郡則另外設立司隸校尉監察。漢武帝將全國地方劃分為13個監察區，是為冀、兗、豫、青、徐、幽、並、涼、荊、揚、益、朔方、交趾共13州（京畿附近7郡為司隸校尉部作為一個單獨的監察區）。每州派遣一名刺史，每年8月巡行所部，監察地方官員和強宗豪右，歲終至京師向御史中丞稟報。此時的刺史為監察官，秩六百石，較郡守的秩比二千石為低。
察舉制為中國古代有系統選拔人才制度之濫觴，對後世影響極大。主要用於選拔官吏。它的確立是從漢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開始的。察舉制不同於以前先秦時期的世襲制和從隋唐時建立的科舉制，它的主要特徵是由地方長官在轄區內隨時考察、選取人才並推薦給上級或中央，經過試用考核再任命官職。察舉制此後成為漢代聘用官吏的制度，有的學者曾經指出，漢武帝「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的元光元年，是「中國學術史和中國政治史的最可紀念的一年。」[12]
- 徵辟制是漢武帝時推行的一種自上而下選拔官吏制度，就是徵召名望顯赫的人士出來做官，主要有皇帝徵聘和府、州郡辟除兩方面，皇帝徵召稱「征」，官府徵召稱「辟」。用以作為察舉制的補充。[13]
西漢初，諸侯王的爵位，封地都是由嫡長子單獨繼承的，其他子孫得不到尺寸之地。雖然文景兩代採取了一定的削藩措施，但是到漢武帝初年，「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謀以逆京師」，嚴重威脅著漢朝的中央集權。因此元朔二年正月，武帝採納主父偃的建議，頒行「推恩令」。推恩令吸取了晁錯削藩令引起七國之亂的教訓，規定諸侯王除以嫡長子繼承王位外，其餘諸子在原封國內封侯，新封侯國不再受王國管轄，直接由各郡來管理，地位相當於縣。這使得諸侯王國名義上沒有進行任何的削蕃，避免激起諸侯王武裝反抗的可能。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導致封國越分越小，勢力大為削弱，從此「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十餘里」。
漢武帝建立了中朝削弱相權，鞏固皇權。「中朝」又稱「內朝」，由皇帝左右的親信的近臣所構成。漢武帝時，他選用一些親信侍從如尚書、常侍等組成宮中的決策班子，稱為「中朝」或「內朝」。相對與「外朝」而言，「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也[14]」。中、外是相對皇帝居住的宮禁而言，中朝（內朝）官員享有較大的出入宮禁的自由，可隨侍皇帝左右且能在宮中辦公，外朝官員則無此特權。藉由此來培植一批立足於宮中、與以丞相為首的原有朝臣分庭抗禮的內廷官員。重要政事，「中朝」在宮廷之內就先自作出了決策，再交由「外朝」的丞相來執行。尚書，本來是皇帝身邊掌管文書員。「中朝」形成之後，尚書的地位日益重要。尚書和一般只參與宮廷議政的官員不同，由於既有官署、官屬，又有具體的職司，作為皇帝的秘書機構，在「中朝」逐漸居於核心地位。[15]
在中國歷史上，年號由漢武帝發明及首先使用，首個年號為建元（前140年—前135年）。此前的帝王只有年數，沒有年號。據清朝趙翼的《二十二史札記》考證，年號紀年是在漢武帝十九年首創的，年號為「建元」。《漢書》上記載說，那年十月，漢武帝出去狩獵，捉到一隻獨角獸白麟，群臣認為這是吉祥的神物，值得紀念，建議用來記年，於是立年號為「元狩」，稱那年（前122年）為元狩元年。可是，過了六年，又在山西汾陽地方獲得一隻三個腳的寶鼎，群臣又認為這是吉祥的神物，建議用來紀年，於是改年號為「元鼎」，稱那年為元鼎元年。後來，人們把這記錄年代的開始之年稱為「紀元」，改換年號叫做「改元」。此後，每次新皇帝登基，常常會改元，並同時改變年號。一般改元從下詔的第2年算起，也有一些從本年年中算起。
文化[編輯]
建元元年（辛丑，公元前一四零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以古今治道。[16]。廣川董仲舒上天人三策，對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17]漢武帝採用了董仲舒的建議，[18]，「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結束先秦以來「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的局面，於是「令後學者有所統一」。[19]為儒學在中國古代的特殊地位鋪路，亦使到儒學成為了中國社會的基礎思想。對中國後代的政治、社會及文化等領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是，亦有人認為他利用儒學敦化民風，同時採用法術及刑名鞏固政府的權威，即是所謂儒表法裏。
漢武帝元朔五年，創建太學，是接當時儒家學者董仲舒的建議。董仲舒指出，太學可以作為「教化之本原」，也就是作為教化天下的文化基地。他建議，「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這樣可以使國家得到未來的人才。所謂「養天下之士」，體現出太學在當時有為國家培育人才和儲備人才的作用。漢武帝時期的太學，雖然規模很有限，只有幾位經學博士和五十名博士弟子，但是這一文化雛形，代表著中國古代教育發展的方向。太學的成立，助長民間積極向學的風氣，對於文化的傳播，成為重要的推手，同時使大官僚和大富豪子嗣壟斷官位的情形有所轉變，一般人家子弟得以增加入仕的機會，一些出身社會下層的人才，也有機會到朝廷做官。[20]
樂府一名本指管理音樂的官府。漢武帝在掌管雅樂的太樂官署之外，另創立樂府官署，掌管俗樂，收集民間的歌辭入樂。「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21]後人把樂府機關配樂演唱的詩歌，也稱樂府。
太初曆是中國歷史上曾經使用過的一種曆法，亦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完整統一，而且有明確文字記載的曆法。在天文學發展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由鄧平、唐都、落下閎及司馬遷等根據對天象實測和長期天文紀錄所制訂。《太初曆》的制訂是中國歷史上具有重要性的一次曆法大改革，是中國文明在世界天文學上的不朽貢獻。《太初曆》的科學成就，首先在於曆法計算上的精密準確。中國漢初以前，主要採用「古六歷」（黃帝、顓頊、夏、殷、周、魯）中的《顓頊歷》。這個古歷，計算一年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一月是二十九天又九百四十分之四百九十九。由於這種古歷計算不夠精密，常出現月初是無月光的朔日，但實際天空中卻有圓滿的月光；月中是有月光的望滿之日，夜晚卻並沒有月亮。為了改變這種不對照的現象， 司馬遷主持制訂《太初曆》時，重新進行了反覆地周密地運算和實踐驗證。 [22]還在於第一次計算了日月蝕發生的周期和精確計算了行星會合的周期。[23]
經濟[編輯]
指中國西漢武帝統治時期進行的幣制改革。西漢自建立以來，幣制混亂，郡國鑄幣失控又是漢景帝時期七國之亂發生的原因之一。漢武帝統治時期，由於對外征伐不斷，中央財政從此前「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24] 的豐盈一變而為入不敷出的困局。「而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轉榖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25]富商大賈富可敵國，恰與窘困的中央財政形成了鮮明對比。中央政府除了靠鬻武功爵等方式快速增加財政收入外，「冶鑄煑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併兼之徒。」[26]增加中央財政收入，打擊大商人，此即漢武帝幣制改革的初衷。故漢武帝即位後，為了中央政府在經濟管理和政治統治上的需要，便十分重視解決幣制問題，先後進行了六次幣制改革，基本解決了漢初以來一直未能解決的幣制問題。一方面穩定了金融，另一方面將地方的鑄幣權重新統一於中央。六次改革後三官五銖的發行一舉解決了困擾西漢金融多年的私鑄、盜鑄問題，漢武帝的幣制改革至此取得了較大成功。
中央政府在鹽、鐵產地分別設置鹽官和鐵官，實行統一生產和統一銷售，利潤為國家所有。這項制度實施，使國家獨佔國計民生意義最重要的手工業和商業的利潤，可以供給皇室消費以及巨額軍事支出。當時，人民的賦稅的負擔沒有增加，國家的收入大增，不但彌補財政上的赤字，並且還有羸余。不過官營鹽鐵卻給社會經濟和民眾生活帶來負面的影響。例如官鹽價高而味苦，鐵制農具粗劣不合用等[27]
漢武帝元封元年，桑弘羊針對「諸官各自市（購買），相與爭，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28]的情況，在全國推行均輸法，下令各郡設均輸鹽鐵官，將上貢物品運往缺乏該類貨物的地區出售，然後在適當地區購入京師需求的物資。此法既能解決運費高昂的問題，又可調節物價。更重要的是均輸法舒緩漢武帝晚年的財政危機，桑弘羊對此曾有所讚揚：「山東被災，齊趙大饑，賴均輸之蓄，倉稟之積，戰士以奉，饑民以賑」[29]然而，均輸法卻被批評未能解決物價問題，「輕賈奸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30]。
軍事[編輯]
匈奴自秦末以來一直威脅中國北邊，使農耕生產的受到嚴重影響。武帝即位之後，自前133年馬邑之戰起，結束漢朝初期對匈奴的和親政策，決心設法解決匈奴的外患問題。從元光六年（前129年）開始對匈奴作戰。經過李廣、衛青和霍去病等人的北伐後，西漢西北邊境上的威脅暫時解除。匈奴對中原北邊農耕經濟造成嚴重破壞的局面得以恢復。匈奴在軍隊主力以及人畜資產受到嚴重損失的情況下，繼續向北遠遁，並有七年時間即從公元前119年至前112年漠南無王庭，不過其後匈奴又南下與羌人組織聯盟攻擊漢朝。[31]而西漢軍隊佔領從朔方至張掖、居延間的大片土地，設置酒泉、武威、張掖及敦煌四郡，並且命令關東地區人民移民這一地區，此舉不但保障河西走廊的安全，使西方地區的得到開發，更打通了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交通的通路。
即使是這樣，匈奴尚有相當勢力，其勢仍足以威脅西漢王朝。在這種情況下，西漢統治者不得不調整其對匈奴的政策。[1]此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匈奴繼續侵犯漢朝本部邊塞，並屠殺朔方、五原等郡都尉、吏民，一直到公元前71年，由於匈奴內部的天災和內亂才停止。[2]公元前89年匈奴又遣使向漢武帝索要米酒1萬石，糧食5千斛，絲綢1萬匹的歲幣，並以漢女為和親公主。[32]此外，漢武帝晚年對匈奴用兵不利，趙破奴、李廣利和李陵先後戰敗被匈奴俘虜。
漢武帝除了北伐匈奴之外，也武力平定四方，大幅開擴領土，在西南，漢朝消滅了夜郎及南越國，先後建立了7郡，使到今日的兩廣地區自秦朝後重新歸納中國版圖。在東方，他於公元前109年至前108年派兵消滅了衛氏朝鮮，並且將衛氏朝鮮的國土分為四郡──樂浪郡、真番郡、臨屯郡及玄菟郡。
外交[編輯]
漢武盛世[編輯]
漢武盛世是西漢的全盛時期。
巫蠱之禍[編輯]
征和元年（西元前92年）十一月，巫蠱之禍興起。丞相公孫賀之妻使用巫術詛咒及在馳道埋木偶人的事件被告發，公孫賀一家被斬殺，同時還牽連到陽石公主和皇后衛子夫所生的女兒諸邑公主。其後漢武帝又發動了三輔騎士在皇家園林進行搜查，並且在長安城中到處尋找，過了11日才收兵。征和二年七月，與太子劉據結怨的武帝寵臣江充指使胡巫，說宮中有蠱氣。武帝命令江充與按道侯韓說等入宮追查，江充誣告太子宮中埋的木人最多，又有帛書，所言不守道法。太子得知後非常恐懼，聽從少傅石德的計策，派人詐稱武帝使者捕殺江充等人。漢武帝命令丞相劉屈氂派兵擊潰太子，太子舉兵對抗。激戰五日，太子兵敗逃亡後自殺。征和三年，此一冤案真相漸明，大臣上書直言進諫，武帝感悟，下令族滅江充家；腰斬劉屈氂，其妻梟首。因為巫蠱之禍被牽者，達幾萬人。
輪台罪己[編輯]
漢武帝將鹽鐵酒國營專賣，實行平準均輸政策，防止商人從中漁利，從而增加政府收入，達到了調節物價及防止市場壟斷的功效，但是亦造成了與民爭利的局面。商人遂將注意力轉移至土地買賣，導致土地兼併嚴重。雖然漢武帝武功極盛，但是到處征伐也造成了國庫空虛，大量人民被徵召從軍，死傷甚重，也影響了經濟發展。由於民生困苦、社會動盪不安、人民流離失所及民怨沸騰；天漢二年（西元前99年），齊、楚、燕、趙和南陽等地相繼爆發大規模農民起義，漢武帝頒下了《輪台罪己詔》向人民承認自己的罪過及公開作出反省。
臨終託孤[編輯]
漢武帝晚年得子劉弗陵，甚愛之。劉據於巫蠱之亂死後，漢武帝立劉弗陵為太子[34]。太子即位前不久，其生母鉤弋夫人被處死，避免未來再有太后涉政的現象[35]。前88年，漢武帝命令畫工畫了一張《周公背成王朝諸侯圖》送予霍光，意思是讓霍光輔佐他的小兒劉弗陵作為未來皇帝。對此，中華民國史學家呂思勉先生對《漢書·霍光傳》的此記載頗有異議，認為漢武帝於臨終前殺掉劉弗陵生母是為了避免母后干政、托孤說的「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和畫周公輔政圖完全屬於捏造[36]。
文學作品[編輯]
漢武帝愛好文學，為提倡辭賦的詩人。明朝王世貞以為，其成就在「長卿下、子雲上」（《藝苑卮鹽》）其他存留的詩作，《瓠子歌》、《天馬歌》、《悼李夫人賦》都「壯麗鴻奇」（徐禎卿《談藝錄》），為詩詞評論家所推崇。
名臣良將[編輯]
家庭[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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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家世
漢武帝家世
后妃和子女[編輯]
有皇后、太后封號者
- 陳廢后。太子妃，後為皇后，終被廢，居長門宮[37]。
- 孝武衛思後衛子夫。巫蠱之禍後，自殺。生一子三女。除劉據之外，三女不詳，具體是哪三位公主有不同的說法[38]。
- 李夫人後被霍光追封為孝武皇后，陪葬茂陵。生昌邑王劉髆。
- 趙婕妤（鉤弋夫人）後被追封為趙太后。生漢昭帝劉弗陵。
妃嬪
兒子
- 戾太子劉據，母衛子夫。巫蠱之禍後，自殺。其孫為劉病已，後改名劉詢，即漢宣帝。
- 齊懷王劉閎母王夫人。早薨，無子，國除。[39]。
- 燕刺王劉旦母李姬。漢昭帝即位，他與宗室劉長、劉澤及大臣上官桀、桑弘羊等謀奪取帝位，失敗，自殺，國除。[40]。
- 廣陵厲王劉胥母李姬。昭帝時，覬覦帝位，使女巫祝詛。宣帝即位，復與楚王延壽私通書信，後謀叛事發覺，又藥殺當事人二十餘人以滅口，為漢中央追窮治罪，自殺，國除。[41]
- 昌邑哀王劉髆母李夫人。其子為漢廢帝劉賀。[42]，當過27天皇帝，後被廢。
- 漢昭帝劉弗陵母趙婕妤。
女兒（由於歷史記載不詳，漢武帝之女未有明確排序，而且很可能部分女兒未曾在史書留名。）
- 衛長公主母衛子夫。
- 諸邑公主母衛子夫。死於巫蠱之禍。
- 石邑公主母衛子夫。
- 鄂邑蓋長公主，又稱蓋主，生母不詳。曾撫養昭帝。後與燕王劉旦、上官桀、上官安及桑弘羊等合謀誅除霍光，事發後自殺。
- 陽石公主，生母不詳[43]，死於巫蠱之禍。
- 夷安公主，生母不詳。下嫁隆慮公主之子昭平君。
評價[編輯]
- 汲黯：「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諭之曰：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之耳。苟能識之，何患無人？夫所謂才者，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
- 班固的《漢書·武帝紀》：「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后，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 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 曹丕：「孝武帝承累世之遺業，遇中國之殷阜，府庫余金錢，倉廩畜腐粟，因此有意乎滅匈奴而廓清邊境矣。故即位之初，從王恢之畫，設馬邑之謀，自元光以迄征和四五十載之間，征匈奴四十餘：舉盛餘，逾廣漢，絕梓嶺，封狼居胥，禪姑幕，梁北河，觀兵瀚海，刈單于之旗，剿閼氏之首，探符離之窟，掃五王之庭。納休屠昆邪之附，獲祭天金人之寶。斬名王以千數，馘酋虜以萬計。既窮追其散亡，又摧破其積聚，虜不暇於救死扶傷，疲睏於孕重墮殞。元封初，躬秉武節，告以天子自將，懼以兩越之誅，彼時號為威震匈奴矣。」[44]
- 曹植：「世宗光光，文武是攘。威震百蠻，恢拓土疆。簡定律歷，辨修舊章。封天禪土，功越百王[45]。」
- 馬周：「孝武皇帝雖然窮奢極侈，但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動。向使高祖之後，即有武帝，則天下必不能全。」
- 李世民：「近代平一天下，拓定邊方者，惟秦皇、漢武。」
- 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孝武纂極，四海承平。志尚奢麗，尤敬神明。壇開八道，接通五城。朝親五利，夕拜文成。祭非祀典，巡乖卜征。登嵩勒岱，望景傳聲。迎年祀日，改歷定正。疲秏中土，事彼邊兵。日不暇給，人無聊生。俯觀嬴政，幾欲齊衡。」
- 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官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罰嚴明，晚而改過，顧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 李綱：「茂陵仙客，算真是，天與雄才宏略。獵取天驕馳衛霍，如使鷹鸇驅雀。戰皋蘭，犁庭龍磧，飲至行勛爵。中華疆盛，坐令夷狄衰弱。追想當日巡行，勒兵十萬騎，橫臨邊朔。親總貔貅談笑看，黠虜心驚膽落。寄語單于，兩君相見，何苦逃沙漠。英風如在，卓然千古高著。」
- 朱熹：「武帝天資高，志向大，足以有為。末年海內虛耗，去秦始皇無幾。輪台之悔，亦是天資高，方能如此。」
- 趙翼的《廿二史札記》：「仰思帝之雄才大略，正在武功。」
- 吳裕垂：「武帝雄才大略，非不深知征伐之勞民也，蓋欲復三代之境土。削平四夷，盡去後患，而量力度德，慨然有捨我其誰之想。於是承累朝之培養，既庶且富，相時而動，戰以為守，攻以為御，匈奴遠遁，日以削弱。至於宣、元、成、哀，單于稱臣，稽玄而朝，兩漢之生靈，並受其福，廟號『世宗』，宜哉！」
- 夏曾佑：「有為漢一朝之皇帝者，高祖是也；有為中國二十四朝之皇帝者，秦皇、漢武是也。」
- 白壽彝：「促進了經濟繁榮與國家統一。」[46]。
- 翦伯贊：「用劍猶如用情，用情猶如用兵」。
- 黃仁宇：「 有專制魔王的毛病[47]。」
- 錢穆：「『王莽代漢』源自漢武帝種下的惡果。」 [48]。」
- 孫中山：「「秦皇漢武、元世祖、拿破崙，或數百年，數十年而斬，亦可謂有志之士矣。拿破崙興法典，漢武帝紀贊，不言武功，又有千年之志者。[49]。」
- 毛澤東：「漢武帝雄才大略，開拓劉邦的業績，晚年自知奢侈、黷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詔，不失為鼎盛之世。」[50]
逸事[編輯]
根據《史記》和《漢書》的描述，漢武帝為雙性戀。記載於史書上的佞幸（有公職或者貴族身份的男性情人）有韓嫣、李延年和韓說。《佞幸列傳》紀錄李延年「與上臥起，甚貴幸。」大臣金日磾之子亦曾經為弄兒（少年男性情人）[51][52]。
根據《漢書 佞幸傳》記載，衛青和霍去病也曾經被劉徹愛幸：「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不過後來並未有依賴與劉徹的親密關係而獲得名利，而是依靠自身的才華和功勛成為名將。《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中又暗示衛青「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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