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29日星期二

李詭祖，山東省淄博市淄川五松山人。稱號增福相公，文財神，又稱財帛星君，增福財神，福善平施公。民間傳說為太白金星轉世，生日九月十七。魏孝文帝時任曲梁縣令，清廉愛民，去世後立祠祭祀。唐武德二年（619年），被唐高宗賜封“財帛星君”，唐明宗天成元年（926年）被賜封“神君增福相公”，元代（1271-1368）被賜封“福善平施公”。淄川五松山和曲周都有祭祀李詭祖的“增福廟”和李相公墓。　

增福真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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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福致善平施真君，簡稱增福真君，人稱增福財神、增福相公，是道教神祇，財神之一，據說是北魏時官員李詭祖。成道日七月廿二日，人稱財神節。生日九月十七日。

李詭祖[編輯]

李詭祖，淄川五松山人，今日（山東省淄博市淄川區洪山鎮五松山），在北魏孝文帝時為曲梁（今河北省曲周縣）縣令，廉政有德，愛民如子，常以俸祿布施貧民，民以為德。去世後，鄉民為之立祠祭祀。一說是任職於臺閣，故稱李相公。

早期被視為在東嶽大帝幕府的司法神，專門判斷死者的功過。後來被認為是計算亡者功德，而給予來生善報的神祇，最後被直接視為賜福給世人的財神。

唐初，封為「財帛星君」，唐明宗天成元年（926年）封「神君增福相公」，元世祖封「福善平施真君」，人稱福善平施公。道教尊稱為「增福致善平施真君」。

文獻記載[編輯]

《三教搜神大全》稱：「李相公諱詭祖，在魏文帝朝治相府事。白日裁斷陽間冤獄，夜間主判陰間是非，兼管隨朝三品以上官人衣飯祿料，及在世居民每歲分定合有衣食之祿。」。明《萬曆續道藏》記：「增福相公九月十七日生。李相公諱詭祖，在魏文帝朝治相府事。白日管陽問央斷邦國冤滯不平之事，夜判陰府是非狂錯文案，兼管隨朝三品以上官人衣飲祿料，及在世居民每歲分定合有衣食之祿。至後唐明宗朝天成元年贈為神君增福相公。」

李詭祖去世後埋葬在淄川嬤嬤幢，明代濟南府學教授伍福有《謁嬤嬤幢李相公墓》：
- 太白隕落何茫然，相公飛升列仙班；
- 足蹬般河長流水，頭枕天齊連綿山。
- 玉書神護星君位，聖賜財帛石室間；
- 惠澤萬民增福公，平施天下福善仙。

明萬曆兵部尚書曲周人王一鶚《增福李公祠記略》載：「祠崇祭祀舊邑侯李公也。案郡乘，公家世淄川，魏文帝朝仕曲梁。時殛妖塞橫水，心切民隱，貽福孔多，既逝之後，民作廟祭祀之。蓋能御大災，捍大患，固祭祀典，之所適宜祭祀者，有唐封增福相公，元封福善平施公，則廟之所建也遠矣！

《玉匣記》載：農曆七月二十二，增福財神壽誕。

清濰縣《重修增福堂碑記》記載：夫增福財神者，老子裔胄，膠西國太傅玄孫，淄川李相公詭祖也。濰縣增福堂，歷有年矣。始於唐，興於宋，盛於元明。或曰，有濰地富戶，攜家丁數百，跋山涉水，迎請真神於淄川嬤嬤幢。祖靈蒞臨，商賈雲集，濰州遂成富庶之地。成化間，李姓富商擴修神廟，增福廟會成一方盛事。然明末亂世，賊寇生髮，禍及神廟，竟至財神退位，改換門庭。雖鄉民久有革故鼎新之志，乃疏于振臂一呼之人。今幸逢盛世，又得陳氏一門良善率闔鄉公議，重修增福堂，再塑財神像，輝煌神靈，崇高廟宇。其一時人心競勸，施財者不惜金銀，施工者願勞膂力，不經久而厥工告竣。何以速哉？緣人之趨事者亟耳。故一時與事之人鹹得備勒與石，以為不朽雲。是為記。

李詭祖

李詭祖，稱號財帛星君，文財神，又稱增福相公，增福財神，福善平施公。生日九月十七。魏孝文帝時任曲梁縣令，清廉愛民，去世後立祠祭祀。唐明宗天成元年（926年）被賜封“神君增福相公”，元代（1271-1368）被賜封“福善平施公”。曲周有祭祀李詭祖的“增福廟”和李相公墓。

人物簡介 　　

李詭祖，山東省淄博市淄川五松山人。稱號增福相公，文財神，又稱財帛星君，增福財神，福善平施公。民間傳說為太白金星轉世，生日九月十七。魏孝文帝時任曲梁縣令，清廉愛民，去世後立祠祭祀。唐武德二年（619年），被唐高宗賜封“財帛星君”，唐明宗天成元年（926年）被賜封“神君增福相公”，元代（1271-1368）被賜封“福善平施公”。淄川五松山和曲周都有祭祀李詭祖的“增福廟”和李相公墓。　

　 詳細介紹 “文財神”增福相公在民間最受歡迎，他的繪像經常與“福”“祿”“壽”三星和喜神列在一起，合起來為福、祿、壽、財、喜。增幅財神畫像文雅非凡，錦衣玉帶，頭戴朝冠，身穿紅袍，白臉長須，面帶笑容，左手執“如意”，右手執“聚寶盆”，寫著“招財進寶”四字。身後二童子為他打著日月障扇。左青龍，右白虎，口吐孔錢和元寶，顯得這位財神爺神通廣大，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源源而來的金印財寶。　

　春節時，一般人家必懸掛此圖於正廳，祈求財運、福運。正月初五，各商店開市，一大早就金鑼爆竹、牲醴畢陳，以迎接財神。據《古禾雜識》記載：“初四日午後接灶，至夜則接路頭，大家小戶門前各懸燈二盞，中堂陳設水果、粉糰、魚肉等物，並有路頭飯、路頭湯，鄙俚之至。”清人顧鐵卿《清嘉錄》中引了一首蔡雲的竹枝詞，描繪了蘇州人初五迎財神的情形：“五日財源五日求，一年心願一時酬；提防別處迎神早，隔夜匆匆抱路頭”。“抱路頭”亦即“迎財神”。我國北方地區有在正月初一拜財神，正月初五接財神的習俗。是日家家戶戶擺供品為財神祝壽，祈求財神賜福，保佑來年財源廣進，五穀豐登，幸福美滿。蒲松齡在他的《窮漢詞》裡面描寫了這種習俗：“大年初一，燒炷名香，三盞清茶，磕了一萬個響頭，就把財神爺爺來祝贊祝贊。忙祝贊，忙磕頭，財神在上聽緣由；聽我從頭說一遍，訴訴窮人肚裡愁。

” 　　與增福財神崇拜起源密切相關的邯鄲地區有民謠《正月初五迎財神》：　

　 歷史遺跡與記載　　根據民國廿二年《曲周縣志》記載，李詭祖，淄川人，任曲梁縣令期間，清正廉潔，為民造福，疏通河道，治理鹽鹼，率先垂範，生活儉樸，把自己的俸祿都拿出來周濟貧苦的人，是老百姓愛戴的清官，死後老百姓立祠紀念。增福李公祠亦名財神廟在城內東街道北，祭祀北魏曲梁令李詭祖。明嘉靖間，邑人兵部王一鶚重修，清光緒二十四年又重修。今後殿改為第一模范小學。

　　李詭祖死後，經歷了一個由人到神的過程，明萬曆兵部尚書曲周人王一鶚在《增福李公祠記略》有記載：　　 “祠崇祭祀舊邑侯李公也。案郡乘，公家世淄川，魏文帝朝仕曲梁。時殛妖塞橫水，心切民隱，貽福孔多，既逝之後，民作廟祭祀之。蓋能禦大災，捍大患，固祭祀典，之所適宜祭祀者，有唐封增福相公，元封福善平施公，則廟之所建也遠矣！明興晉祀名宦仍唐封，以便民之伏臘薦享，災祥祈禳者，公多靈異，每禱輒應。嘉靖初年，按使毀淫祠，議及公廟，稽功德存之。廟制為享殿五楹，左右翼以廊各五楹，前崇門，次樂樓，後燕宮。積歲，兩廊、燕宮就圮，迄乙未末，鄉民宋淵等，請於祝侯斗南，倡議捐資，聚材鳩工。正梁宇，新覆構，耀金碧，藻簷朱棟，飾牖畫垣。民咸樂趨，不月而煥然。且增建穿廊及廣生殿，以循古典，以循時制，廟其大備矣乎！歲時伏臘，百姓祭祀公於廟，而公墳墓在安上村。朱邑所謂子孫愛我，不如桐鄉之民也！則公之屍祝於茲土也，固與名宦崇祀，共垂不朽矣”。　

　翻譯成白話文大意是:山東淄川人士李公，北魏文帝時擔任曲周縣令。當時水妖作亂，傷害民眾，李公設法消滅了妖患，又為百姓做了好多善事。他去世後，百姓感恩，就建立了祠堂來懷念他。後來唐朝加李公為增福相公的封號，元朝封他為福善平施公，所以這個廟由來久遠。明朝建立後，仍是按著唐朝的封號，是為了讓百姓更好的祭祀，或者祈禱，求福許願等，而李公也很靈異，有求必應。嘉靖初年，政府審定民間祭祀場所，李公祠堂因有功德而保留。廟的規模是享殿五間，左右廂房迴廊各五間，有大門，有樂樓，有燕宮。乙未年末，鄉民宋淵等向縣令祝斗南請命，倡議捐款整修增福廟。官民響應，於是裝飾一新。李公的墳墓在縣東南安上村。西漢時朱邑說過，就是子孫後世會祭奠我，也比不上桐鄉百姓對我的感情啊！李公把他的一生奉獻給了曲周這塊土地，看起來只是在名宦祠裡每年得到祭祀，實際卻是在百姓的心目中佔有不朽的地位。

　　成書於元明時期的道教經典《三家源流搜神大全》（即《三教搜神大全》）有增福相公一圖，這位增福財神穿一品朝服，戴丞相帽。稱：“李相公諱詭祖，在魏文帝朝治相府事。白日裁斷陽間冤獄，夜間主判陰間是非，兼管隨朝三品以上官人衣飯祿料，及在世居民每歲分定合有衣食之祿。至後唐明宗天成元年（公元九二六年）贈為神君增福相公”。明《萬曆續道藏》所收《搜神記》也記載：“增福相公九月十七日生。李相公諱詭祖，在魏文帝朝治相府事。白日管陽問央斷邦國冤滯不平之事，夜判陰府是非狂錯文案，兼管隨朝三品以上官人衣飲祿料，及在世居民每歲分定合有衣食之祿。至後唐明宗朝天成元年贈為神君增福相公。

” 　　對於增幅財神為何又叫財帛星君，河北地區有唐高宗賜封“財帛星君”的傳說：傳說唐武德二年，李世民的母親曹太后生了一種怪病，就像鬼纏身一樣，晝夜不得安寧。看遍了國手聖醫，都不見好轉。於是李世民發榜在全國征求神醫。這時候一個來自齊地的雲遊道人來見李世民，他說儘管我大唐王朝的建立是順天應時，但期間難免殺戮過多，遊魂冤鬼找不到歸宿，所以遷怒於太后。今有齊地淄川神仙姓李名詭祖，又是聖上的本家。這個李神仙曾在北魏孝文帝朝治相府事，後在五松山得道成仙。詭祖的諧音是“鬼祖”，所以主裁陰陽兩間冤獄，最能驅神役鬼，祛病消災。可在太后處設立李神仙牌位，求其顯靈，保證能醫好太后的疾病。李世民依計而行，太后果然很快就痊癒了。李淵感激李神仙的神功，於是賜封李詭祖為“財帛星君”。　

　增福財神李詭祖在他的家鄉也受到愛戴與供奉。淄川區洪山鎮（明清時期叫仙人鄉）的五松山嬤嬤幢有他的墓地和增福財神廟。淄川洪山人中奇在回憶錄中有記載：“父親問宋作成，“這裡有增福廟嗎？”宋說以前有，就在嬤嬤幢上面，祭祀的是增幅財神李相公。傳說李相公在外地做官，死後葬在嬤嬤幢上，後人建了廟宇加以祭祀。解放後破除迷信，增福廟被拆除整成了農田，李相公墓也被挖掉。” 　

　對於五松山的增福廟和李相公墓，曲周人李毅在文章中說：“上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曾經五次到淄川區洪山鎮尋訪增幅財神的故鄉，訪問了洪山鎮的五松山。洪山鎮在明清時期叫仙人鄉，這裡是世界短篇小說之王蒲松齡的家鄉，他所在的蒲家莊距離五松山只有5里路。可見這一帶的確有深厚的神仙文化底蘊，遺憾的是幾次都沒有找到李詭祖的老家。這也可以理解，因為李詭祖的年代在南北朝時期，而這里大部分的村民都是在洪武年間從外地遷來的。聽山下的老百姓說，五松山西側一個叫嬤嬤幢的地方有增福財神李詭祖的廟宇，叫增福廟，增福廟不遠處有李相公墓。懷著急切的心情到了嬤嬤幢，可是廟和墓都不見了，據說是解放後平墳開荒，向鬼要糧，增福廟和李相公墓都被平掉整成了農田。生長在增幅財神和蒲松齡的故鄉，這裡的人似乎更加不怕鬼，革命也比我們邯鄲要徹底，感到十分惋惜。” 　

　淄川一帶還流傳著增福財神的一個故事。宋代青州狀元張唐卿在《孝義天齊嬤嬤幢》一文中有反映：“太祖初年，嶺下有婦張氏，寡居。有子二，曰冕、曰璜。冕、璜事母至孝，日輟耕嶺上。時財神與土地、山神為鄰，見二子勞作，甚苦。土地曰：“上仙掌天下金，何不捨他些須，以孝其母？”財神問：“其福淺，怎當大富貴？“山神曰：”彼誠心事汝，上仙何出此言？“財神曰：”豈不聞家貧出孝子乎？直為其母計矣。“土地曰：“卻施捨，乃信”。財神曰：“福兮禍所依也，罪將出，爾之過。”遂舍金於壟上。冕見，示於璜，大喜，曰：“老母之幸也”。及回，冕婦曰：“金乃冕所見，多屬吾”。璜婦曰：“見面及一半也，何由多屬汝”。遂起爭執，對簿公堂。老母急火攻心，一命嗚呼。嬤嬤曰：“草菅人命者，汝之罪也。”三神仙面面相覷。

” 　　根據明代王一鄂的記載，曲周也有李詭祖的墳墓。據說原址在城東安上村與相公莊間的漳河故道河堤上，今已不可尋。清代曲周人冀騏為此作詩《淄川李公墓》：　　一垤漳河岸，萋萋春草多。　

　風雲埋劍履，歲月老煙蘿。　　舊跡迷荒隴，豐碑沒斷莎。　　神功如何溯，落日聽樵歌。　　

那麼，李詭祖的墳墓到底是在曲周，還是在淄川？據曲周人任健說：“在臨終彌留之際，李詭祖一再囑咐他的兒子：“我曾經擔任過曲樑的官吏，和那裡的百姓十分相知。我死後一定要把我埋葬在曲梁。即使你們這些後代子孫以後祭祀供奉我，也不如曲樑的老百姓。”。而淄川人說，古人講究葉落歸根，死後不在家鄉入土為不孝。況且李詭祖晚年告老還鄉，兒孫都在淄川，李詭祖不可能死後再回到曲周入土。因此，李詭祖去世之後屍骨埋在了他的故鄉嬤嬤幢，曲周的李詭祖墓應該是他衣冠塚。此說也有一定道理。　

　 全國文財神崇拜習俗福和財是幸福生活的兩個方面，二者不能相互取代，有了財不一定有福，有福不一定有財，而增福財神能夠同時滿足人們對福和財的追求，因此受到人們的崇拜。特別是經過唐明宗和元朝的兩次冊封，使增福財神成為家喻戶曉的文財神，其影響也反映在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

　　據《中國美術館》期刊2007年12月發表的“繪刻經典出民間木版年畫看平陽”記載：“中國學者還在前蘇聯列寧格勒發現了另一幅“增福相公”圖，在西安碑林發現了彩印本“ 東方朔偷桃 ”圖，這四幅作品為金代作品或類似金代作品，乃是中國民間木版年畫的經典” 。可見增幅財神在民間的影響廣大。　　在人們所信奉的文武財神中，趙公明是姜太公封的神，關公和李詭祖是經過官方認可的文武財神。因此許多財神廟都同時供奉趙公明，關公和李詭祖。《中國全史》記載：財神與諸神崇奉習俗。奉的神便有火神、財神（趙公明、關公、增福財神）、號神等。每年三月十五日為祀財神之期，六月二十三日為祀火神、關帝之期，屆時要演戲酬神。在明清時期，當舖房屋的設置均有一定規則，櫃房（對外營業室）的照壁頂部要設一神龕，龕內供奉三位財神：趙公元帥、關夫子、增福財神。　　泰山增福廟也叫財神廟。廟前一對石獅子。石獅子的後面是巨大的香爐，那香爐中燒滿了高香，鎖滿了鎖。廟門兩側也鎖滿了鎖。裡面祭祀著福、祿、壽三尊神像，香火旺盛。廟門的立柱上用篆字寫的一副對聯“天增歲月人增壽，春滿乾坤福滿門”。　

　康熙年間（1662～1722年），李天培任國子監學正，相國李湘北是永城人，兩人既是同鄉又是同宗，相交甚厚，往來無間。天培退休還鄉以後，相國還不斷問訊。十幾年後的一晚上，天培忽然夢見李相國來了，對自己說：“你知道嗎？我是新鄭增福相公。”天培因為夢中的話沒有憑據，並不放在心上。第二天晚上，又做前夜一樣的夢。不久見到邸報，知道李相國已經捐軀了，才感到奇異。從前西門內有增福相公祠，祀晉人李詭祖。天培就出資整修一新，在門匾題上：“增福李相公祠”。　

　《明清陝西會館祀神的社會功能》一文記載：財神這一意象對於千里迢迢離家求財的山西商人來說尤為重要，民間多認為財神即趙公明，又稱趙公元帥、趙玄壇。山西會館亦供奉增福財神，如山西臨襄會館的《重修臨襄會館碑》中就記載：“內供協天大帝、增福財神、玄壇老爺、火德真君、酒仙尊神、菩薩尊神、馬王老爺諸尊神像。

” 有一點必須注意，擺放文財神以及武財神的方向有異，必須分清楚！滿面祥和的文財神，不論是財帛星君，或是福祿壽三星均應向著自己屋內，而不應向著屋外。否則便會向屋外送財!至於威風凜凜的武財神則應面向屋外，或是面向大門，這樣一方面既可招財入屋，同時又可鎮守門戶，不讓外邪入侵。

王惟一所鑄造的銅人，是已知中國最早的針灸模型，宋以後各代均將其視為國寶，因於天聖年間製成，因此稱為「天聖銅人」。據《續資治通鑑長編》，「天聖五年冬十月壬辰，醫官院上所鑄腧穴銅人二：一置醫官院，一置相國寺」，可知王惟一鑄有兩具銅人，—具放在翰林醫官院，一具放在大相國寺

針灸銅人[編輯]

針灸銅人是一種刻有穴位名稱的人體銅像，是形象直觀的針灸穴位模型。

演進[編輯]

針灸始於春秋戰國時期，宋代以前，對針灸的經絡腧穴只有以文字敘述或圖形表示，而且錯訛較多。至北宋天聖年間，中國出現了第一座針灸銅人。銅人是古人智慧的結晶，為歷代醫家所重視。各代官方或私人均對銅人進行重鑄或整修，從而使銅人流傳至今，成為現代針灸教學模型的先驅。

宋朝～元朝[編輯]

仿製天聖銅人

北宋天聖年間，殿中省尚藥奉御王惟一奉敕編撰《新鑄銅人腧穴針灸圖經》。後因宋仁宗(劉後)「以古經訓詁至精，學者封執多失，傳心豈如會目，著辭不若案形」，故「復令創鑄銅人為式」。王惟一所鑄造的銅人，「內分臟腑，旁註溪谷，井滎所會，孔穴所安，竅而達中，刻題於側」，可「使觀者爛然而有第，疑者渙然而冰釋」。(北宋·夏竦《新鑄銅人腧穴針灸圖經·序》)^[1]

王惟一所鑄造的銅人，是已知中國最早的針灸模型，宋以後各代均將其視為國寶，因於天聖年間製成，因此稱為「天聖銅人」。據《續資治通鑑長編》，「天聖五年冬十月壬辰，醫官院上所鑄腧穴銅人二：一置醫官院，一置相國寺」，可知王惟一鑄有兩具銅人，—具放在翰林醫官院，一具放在大相國寺。

在此之後，一座銅人流入襄陽，為章叔恭所見。「……(章叔恭)在襄州，嘗試針銅人，全象以精銅為之，臟腑無一不備，其外俞穴，則錯金而書穴名於旁，背面二器相合，則渾然全身。蓋舊部以此試醫者，其穴則塗黃臘。中實以汞，俾醫工以分析寸，按穴試針，中穴則針入而汞出。稍差則針不入矣。」^[2] 此座銅人後下落不明。另一具銅人因靖康之亂，自汴被擄至金城，後又為元所掠。

元世祖中統間(1260~1263)，此具銅人由尼泊爾工匠阿尼哥整修翻新，元至元二年(1265)像成，周身腧穴脈絡悉具，注以水，關竅畢達。

有資料稱：天聖銅人在開封陳列了整整100年，北宋亡後，幾經滄桑，一具據說至明正統年間被毀，一具據說於北宋亡時被相國寺僧人藏匿，至今仍埋在開封地下。^{[來源請求]}

明朝[編輯]

明正統八年，明英宗因天聖銅人年代久遠，「錯暗而難辨」，命令重新制模，仿前重作，製造出「明正統仿宋天聖針灸銅人」（明正統銅人），這尊銅人是現存最古老的針灸銅人。但明正統銅人重製完成後，天聖銅人卻下落不明。

根據《太醫院針灸銅像沿革考略》記載「自明末流寇之亂，京師官署，悉遭寇擾，太醫院之銅人像亦被毀傷頭部。順治中修復之。」明朝末年李自成起義後，京師遭到洗劫，存放在太醫院中的明正統銅人的頭部因為被損傷，但並未被毀，一直到清朝順治年間才重新修復。

清末御醫任錫庚於《太醫院志》中記載「光緒二十六年聯軍入北京，為俄軍所有。先醫廟之鑄銅三皇像亦為俄軍所得」「銅人則據為奇物，不肯交矣。經陳守忠懇准太醫院堂官奏給俄武官二等第三寶星以酬之。嗣改建新署，隨式工復置銅人，由堂派醫士蘇秉鈞、候補吏目張慶云為監造。」八國聯軍時，明正統銅人遭到俄軍劫去，後輾轉流傳回俄國，現存於聖彼德堡艾米塔吉博物館 State Hermitage Museum。

另有明代醫家高武，號梅孤子，四明人。據《鄞縣誌》記載，高武擅天文、律呂、兵法、騎射，嘉靖時中武舉，但仕途不得志，歸。後專攻醫學，尤精針術。在十六世紀中葉，高武鑄銅人三座，男、婦、童子各一，這是歷史上第一次由私人鑄造銅人。

清朝[編輯]

清乾隆年間，清高宗命令吳謙等九位醫官著《醫宗金鑒》，成書後，高宗賜給每位醫官一座小型的針灸銅人，作為獎品，以示鼓勵。這九座銅人只剩下一座，出土時候帶有外部的包裝殼，底座，盒內記有吳謙等人編寫《醫宗金鑒》的經過，並帶有紅色的乾隆印章，保存完好，陳列在上海中醫藥博物館中，彌足珍貴，是鎮館之寶。更為特殊的是，這一小型針灸銅人不是常見的男子形象，而是一個懷孕婦女。這一裸體的女性銅人表明了清高宗對醫學的重視。此銅人高46cm，寬22.8cm，厚16cm。銅人表面鑄有經絡和腧穴，但未鑄經穴名稱。

上海中醫藥博物館收藏的這座針灸銅人歷經滄桑。四十年代初，時任中華醫學會醫史博物館館長的王吉民與海上名醫丁濟民談起，在北平古董鋪曾見過清代針灸銅人，但苦於價格昂貴未能購得，丁濟民先生當即表示願籌資購買。於是王吉民便寫信託北平的李友松醫師去訪購，終於用重金購得，並托朋友從北平帶回上海。當時正值戰亂，從北平回上海途中，一路過關越卡，多遇險情，意外費用，幾乎超過銅人原價，這些費用也由丁濟民先生負擔。針灸銅人抵滬後，丁先生將它捐贈給當時的中華醫學會醫史博物館。談起這具銅人的經歷和回歸，他感嘆道：「始於醫官院，終於博物館」。

當代[編輯]

現代科技手段的發展，人們根據銅人的構造做成了更為先進的現代版「針灸銅人」

張恨水（1895年5月18日－1967年2月15日），原名心遠，恨水是筆名，取自南唐李煜詞《烏夜啼》「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張恨水是著名章回小說家，也是鴛鴦蝴蝶派代表作家，

張恨水

張心遠

筆名	張恨水
出生	1895年5月18日大清江西廣信府
逝世	1967年2月15日（69歲）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
職業	小說家記者教育家
體裁	鴛鴦蝴蝶派
代表作	《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緣》、《八十一夢》
閱論編

張恨水（1895年5月18日－1967年2月15日），原名心遠，恨水是筆名，取自南唐李煜詞《烏夜啼》「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張恨水是著名章回小說家，也是鴛鴦蝴蝶派代表作家，在20世紀的漢語文學史、白話文發展史上有重要影響的作家。作品情節曲折複雜，結構布局嚴謹完整，將中國傳統的章回體小說與西洋小說的新技法融為一體。更以作品多產出名，他五十幾年的寫作生涯中，創作了一百多部通俗小說，其中絕大多數是中、長篇章回小說，總字數近兩千萬言，堪稱著作等身。以《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緣》、《八十一夢》四部長篇小說為代表作。

生平[編輯]

張恨水祖籍安徽省潛山縣，生於江西廣信府。父親是官衙鹽稅官。少年時代主要在江西上饒、黎川等地讀私塾，並沉溺於《西遊記》、《列國志》一類古典小說中，尤其喜愛《紅樓夢》的寫作手法，醉心於風花雪月式的詩詞典章及才子佳人式的小說情節。曾就讀於南昌甲種農業學校、蘇州蒙藏墾殖學堂。他天資聰穎，以「少年才子」聞名鄉里。除了大量閱讀古今哲學、歷史和文學書籍之外，他亦自學英語。

他自1914年開始使用「恨水」這一筆名，其名取自李煜「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之句。1918年張恨水任蕪湖《皖江日報》編輯，開始寫作生涯。1919年發表第一篇小說《南國相思譜》，這個時期他的作品以描寫痴愛纏綿為內容，消遣意味濃重，均可列入鴛鴦蝴蝶派小說中。同年張恨水赴北平，先後任北平《益世報》助理編輯、天津《益世報》駐京記者。

1924年4月，任友人成舍我創辦的《世界晚報》新聞編輯，後又主編該報副刊《夜光》。此時，開始在《夜光》上連載第一部有影響的長篇小說《春明外史》，這部長達九十萬言的作品在此後的五十七個月里，風靡北方城市，使張恨水一舉成名。小說對當時官場和社會的奇聞怪事，進行揭露、嘲諷和譴責，通過戀愛悲劇反映軍閥統治下的黑暗現實。作者自稱「用做《紅樓夢》的辦法，來做《儒林外史》」^[1]，小說它將言情內容與傳奇成分讀為一體，在傳統章回體式中融入西洋小說技法，吸引了各個層次的廣大讀者。

1925年2月，張恨水任成舍我創辦的《世界日報》副刊《明珠》編輯。先後在該報上發表多篇中、短篇小說。

1927年2月，張恨水開始在《明珠》上連載了他另一部更重要的作品《金粉世家》，從而進一步擴大了他的影響。《金粉世家》全書一百萬字，揭露當時上層社會和官場貪婪、偽善、腐敗的生活。

1927年10月，張恨水任《世界日報》總編輯。年底離職，先後在瀋陽《新民晚報》，北京《益世報》、《新晨報》、《世界晚報》上，發表很多中、長篇小說。

1929年，他開始創作長篇小說《啼笑因緣》，全書約25萬字，含有了言情、譴責、及武俠成份，這部長篇，1930年在上海《新聞報》副刊《快活林》上連載後，成了家傳戶誦的讀物。在發表的當時就因各大電影公司爭先要將之拍攝為電影而幾成新聞，由它改編成的話劇和曲藝也不在少數，而因《啼笑因緣》而作的續書之多更是民國小說中之最。與徐枕亞的《玉梨魂》、李涵秋的《廣陵潮》、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一起被稱作禮拜六派的「四大說部」^[2]。

1931年，張恨水以稿費收入創辦北華美術專科學校，自任校長，兼國文教員。著名畫家齊白石、徐悲鴻、李苦禪曾任該校教員。是年，日軍入侵，東三省淪陷。為表示內心激憤，他把在《新聞報》上連載的長篇小說《太平花》增加了抗戰內容。這是他第一部鼓動抗戰的作品。此後，發表了《熱血之花》、《東北四連長》、《潛山血》、《前線的安徽安徽的前線》、《衝鋒》、《游擊隊》等一系列抗戰作品。在1932年還出版鼓動抗戰的短篇小說集《彎弓集》。他寫的抗戰作品，有很多是潛山家鄉人提供的素材，可歌可泣，親切動人。

1934年，張恨水由北平出發，遊歷西北。他在西安先後會見了邵力子、楊虎城。這一行間他目睹陝甘人非人類的艱苦生活，而盤踞在西北的軍閥橫徵暴斂，抓丁拉夫，更弄得民不聊生。他大受震動，曾寫道：「在西北之行之後，我不諱言我的思想變了，文學也自然變了。」他以西北人民生活為素材創作了《燕歸來》、《小西天》兩部長篇小說。

1935年，張恨水應約去上海主辦《立報》副刊《花果山》，舉家遷至上海。次年往南京，與張友鸞創辦《南京人報》，編輯副刊《南華經》。1937年11月，他因病到蕪湖住院治療。

抗戰爆發後，他將很大精力放在寫作抗戰小說中，其中最受後人重視的是長篇小說《八十一夢》和《魍魎世界》（原名《牛馬走》）。

1938年初，張恨水離開潛山到漢口。當時，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戰協會在漢口成立，他被選為理事。接著，又去重慶，加入《新民報》工作，任主筆、總社協理、重慶版經理，自編重慶版文藝副刊《最後關頭》。1939年12月，張恨水開始在重慶《新民報》連載寓言式長篇小說《八十一夢》。這部作品觸犯了當時社會上的權勢人物，使張恨水受到特務的嚴密監視，只寫了十幾個夢便被迫停筆。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向一千多人頒發了「抗戰勝利」勳章，張恨水也在其例。

1945年底，張恨水離開重慶，輾轉回到北平。北平《新民報》創刊，張恨水任經理兼副刊《北海》主編。從1946年到1947年，張恨水創作了《巴山夜雨》、《紙醉金迷》、《五子登科》等多部中、長篇小說。1948年秋，張恨水因故辭去《新民報》的所有職務，結束了40年的新聞生涯。

1949年1月，中共占領北平。張恨水在《新民報》上發表了《寫作生涯回憶》。7月，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選舉產生全國文聯。張恨水被邀，但因高血壓病突發，半身不遂，未能參加。1954年，張恨水健康狀況開始好轉，便辭去文化部顧問職務，又專事寫作。1955年夏，張恨水隻身南遊，經合肥抵安慶，回到闊別十年的故土。家鄉面貌的變化，使他激動不已，回北京後，寫了中篇遊記《南遊雜誌》，發表於香港《大公報》。

1956年春末夏初，全國文聯組織一批作家藝術家到西北參觀旅行，張恨水應邀參加。回京後，寫了遊記《西北行》，刊於上海《新聞報》。1967年農曆正月初七早晨張恨水正準備下床時、突然仰身倒下，因腦溢血發作在北京去世。

家庭[編輯]

張恨水有一妻兩妾，原配徐文淑（1913年娶），妾胡秋霞（1924年娶），妾周淑雲（1932年娶）。

作品[編輯]

張恨水的小說取材廣闊，新聞性強，追求情節的曲折起伏，故事的生動有味，注重語言的平易曉暢，注意讀者的審美心理和欣賞習慣，運用章回體這一藝術形式表現現代生活，茅盾說：「在近三十年來，運用『章回體』而能善為揚棄，使『章回體』續了新生命的，應當首推張恨水先生。」（《關於〈呂梁英雄傳〉》，《中華論叢》第2卷第1期，1946年9月1日）張恨水在每天除處理報社大量繁重的行政事務性工作外，寫作文稿常在5000字左右。他自己說過「我是一個推磨的驢子，每日總得工作，除了生病和旅行，我沒有工作就比不吃飯難受。」

張恨水一生著書百多本，而且很多小說因最早在戰亂期間於報刊上連載而無從考證確切日期，因此作品以書名讀音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