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rden: 北宋苏轼草书《醉翁亭记》及释文【珍藏版】

北宋苏轼草书《醉翁亭记》及释文【珍藏版】

(2011-08-08 13:5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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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历史记载中，我们知道东坡先生的书法是以行楷书见长，很少见其草书，所以，苏轼草书《醉翁亭记》就极其少见，非常珍稀。
    苏轼草书《醉翁亭记》（刘九庵考为赵秉文书，赵跋也是赝品，作者是詹僖。）

    公元1091年，苏轼知颍州时，受请写了两体《醉翁亭记》。一是应开封府刘季孙求书，于十一月乙未，以真、行、草间用字体写成长卷，世称草书《醉翁亭记》；一是应滁州太守王诏求书，于十一月乙巳，以大字楷书写成，世称大字楷书《醉翁亭记》。
    苏轼在同年同月时间里写成的两体《醉翁亭记》，除字体不同外，另有两点区别。一是开头不同。草书体开头篇名前有作者姓名，即“欧阳永叔醉翁亭记”；而大字楷书体开头则为“醉翁亭记”。二是后跋不一样。草书体是“开封府刘君季孙以滁人之意，求书于轼”；而楷书体则为：“开封府刘君季孙自高邮来，过滁，滁守河南王君诏请以滁人之意，求书于轼”。由此可见，草书《醉翁亭记》是开封府刘季孙亲自到颍州求书得到的；而大字楷书是滁州太守王诏请开封府刘季孙代为求书的，而王诏本人没有到过颍州。
    草书《醉翁亭记》写成之后，未经刻石即被人秘藏，得之者不轻易示人，因而长期不知去向。直到元朝元贞二年（公元1296年）四月，才有赵子昂见之并作跋。从跋文中得知，此长卷曾经赵子固鉴定为真品。赵作跋时，长卷归冯伯田所有。此后，又湮没多年。到明代露世，宋广、沈周、吴宽均有跋文。后来，长卷为文渊阁大学士高拱所有，并命其门婿刘巡为之刻石。之后，刘巡携石返乡，立于鄢陵刘氏家祠。高拱所得长卷，后为首辅张居正所有。张氏败落后，此卷落入宫中，后因火毁。
    康熙壬申年（公元1692年），河南新郑高有闻（高拱族孙），因鄢石磨损不清，便将家藏原拓本重刻，这套石刻共用长60厘米-90厘米、宽40厘米的青石24块，立于新郑高拱祠堂，因刻工精美，较原刻石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刻石由郑州市博物馆藏。
    河南鄢陵县档案馆珍藏的苏东坡草书《醉翁亭记》碑帖石刻拓片,为绢面、册页装淡墨精拓本,硬板纸,前是碑文后为跋,该拓片形成于明万历年间。苏东坡草书《醉翁亭记》碑帖石刻历经四百多年沧桑,屡遭浩劫,至今下落不明。苏东坡草书《醉翁亭记》碑帖拓片的存世,不仅使苏轼草书之原貌得以传承,并为后人研究苏东坡的书法艺术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醉翁亭记》作于宋仁宗庆历六年，作者欧阳修是我国北宋时的著名散文家和诗人，文章描写了滁州一带自然景物的幽深秀美，滁州百姓和平宁静的生活，特别是作者在山林中游赏宴饮的乐趣。
    《醉翁亭记》作于宋仁宗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当时欧阳修正任滁州太守。欧阳修是从庆历五年被贬官到滁州来的。被贬前曾任太常丞知谏院、右正言知制诰、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等职。被贬官的原因是由于他一向支持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参与推行新政的北宋革新运动，而反对保守的吕夷简、夏竦之流。韩范诸人早在庆历五年一月之前就已经被先后贬官，到这年的八月，欧阳修又被加了一个亲戚中有人犯罪，事情与之有牵连的罪名，落去朝职，贬放滁州。　　
    欧阳修在滁州实行宽简政治，发展生产，使当地人过上了一种和平安定的生活，年丰物阜，而且又有一片令人陶醉的山水，这是使欧阳修感到无比快慰的。但是当时整个的北宋王朝却是政治昏暗，奸邪当道，一些有志改革图强的人纷纷受到打击，眼睁睁地看着国家的积弊不能消除，衰亡的景象日益增长，这又不能不使他感到沉重的忧虑和痛苦。这是他写作《醉翁亭记》时的心情，悲伤又与一份欢喜。这两方面是糅合一起、表现在他的作品里的。


《醉翁亭记》原文：    环滁（chú）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hè)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láng yá）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chán）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zhé)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fú）日出而林霏(fēi)开，云归而岩穴（xué）暝（míng），晦（huì）明变化者，山间之朝（zhāo）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yǔ）偻（lǚ）提携（xié)，往来而不绝者，滁（chú）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liè），山肴(yao)野蔌（sù），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hān）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yì）者胜，觥（gōng）筹（chóu）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tuí）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yì），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醉翁亭记》今译：
    环绕滁州城的都是山。它西南方向的众多山峰，树林和山谷尤其秀丽，远望那树木繁茂，又幽深又秀美的地方，那就是琅琊山。沿着山路走六七里，渐渐听到潺潺的水声，从两座山峰之间倾泻出来的，是酿泉。山势回环，路也跟着转弯，有一座亭子四角翘起，像鸟张开翅膀一样，高踞于泉水之上，那就是醉翁亭。建造亭子的人是谁?是山里一个名叫智仙的和尚。给它取名的人是谁?是太守用自己的别号（醉翁）来命名的。太守同宾客来到这里饮酒，喝很少的酒就醉了，而年纪又最大，所以给自己取了个别号叫“醉翁”。醉翁的情趣不在酒上，而在秀丽的山水之间。欣赏山水的乐趣，领会在心里，寄托在喝酒上。　　
    太阳一出来树林中的雾气就消散，烟云聚拢来，山岩就显得昏暗了，阴暗明朗（交替）变化，（这就是）山间的早晨和傍晚。野花开了，飘来一股清幽的香气，树木清秀挺拔枝叶繁茂，形成浓郁绿阴，秋高气爽，霜色洁白，水位落的时候就显出了水里的石头，这是山里的四季的景色。早晨上山，傍晚返回，四季的景色不同，因而乐趣也无穷无尽。　　
    至于背着东西的人在路上唱歌，走路的人在树下休息，前面的人呼唤，后面的人答应，老老少少来来往往不间断的，这是滁州人出游。到溪水边捕鱼，溪水深，鱼儿肥，用酿泉的水酿酒，泉水香甜而酒色清净，山中野味野菜，杂乱地在前面摆开，这是太守举行的酒宴。酒宴上畅饮的乐趣，不在于音乐，投壶的人投中了，下棋的人得胜了，酒杯和酒筹交互错杂，人们有时站立，有时坐着，大声喧嚷，宾客们（尽情）欢乐。脸色苍老，头发花白，醉醺醺地在宾客们中间，那就是太守喝醉了。　　
    不久夕阳落山，人影纵横散乱，太守返回，宾客跟随。这时树林里浓荫遮蔽，鸟儿到处鸣叫，游人离开后禽鸟在快乐了。然而禽鸟只知道山林中的快乐，却不知道人的快乐，人们只知道跟随太守游玩的乐趣，却不知道太守以游人的快乐为快乐。喝醉了能够和大家一起享受快乐，酒醒了能够用文章记述的人，就是太守。太守是谁？是庐陵人欧阳修。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人称其为“苏东坡”。汉族，眉州（今四川眉山，北宋时为眉山城）人，祖籍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词人、诗人，美食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词人代表。其诗，词，赋，散文，均成就极高，且善书法和绘画，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公认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名列“苏、黄、米、蔡”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其画则开创了湖州画派。
    苏轼一生坎坷，多次被贬官放逐。他在宋神宗时曾受重用，然因新旧党争，屡遭贬抑，出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方官；又因作诗“讪谤朝政”，被人构陷入狱。出狱后贬黄州。此后几经起落，再贬惠州、琼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海南儋县），从此随缘自适，过着读书作画的晚年生活。直到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死于常州。苏轼为人正直、性旷达，才华横溢，诗词文赋而外，对书画也很擅长，同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他讲自己书法创作过程时说：“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我则心目手俱得之矣。”他又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他重在写“意”，寄情于“信手”所书之点画。苏轼的字看似平实、朴素，但有一股汪洋浩荡的气息，就像他渊厚的学问一样，神龙变化不可测。他长于行书、楷书，笔法肉丰骨劲，跌宕自然，给人以“大海风涛之气”、“古槎怪石之形”的艺术美感。苏轼的书法，后人赞誉颇高。黄庭坚他在《山谷集》里说：“其书姿媚……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苏）为第一”。明董其昌盛赞他“全用正锋，是坡公之兰亭也”。
    苏轼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公元1065年5月，苏轼妻子撒手人寰；公元1066年4月，父亲魂归地府。按当时惯例，苏轼扶送灵柩回乡，居家两年后。公元1068年，苏轼回返京城，那一年，他32岁。从此，他再也没有还乡，从此，家乡的山山水水，在翰海漂泊的岁月中，都成了镜花水月。但是他的文字，仍是不见半点波澜：“临桌亭下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水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闻范子丰新第园地，与此孰胜？所以不如君者，无两税及助役钱尔。”又苏诗中有“是处青山可埋骨”句，苏词中有“此心安处是吾乡”句，其豁达也可知。而唐人柳宗元贬谪广西柳州时，却是万般悲伤：“海畔尖山似剑芒，秋来处处割愁肠。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　　　　
　　这就是风流无双的苏学士，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贫穷叫人志短，而他偏不志短；不遇叫人思乡，而他偏不思乡。他是中国文人中罕有的一个异数，温和而倔强地反抗着人世的荒谬。中国的文人，往往都知道人生如寄，刹那芳华，但之后呢？不是试图及时行乐，就是躲在某个偏僻无人的角落里向隅而泣。放纵与自闭，两位一体。而苏轼，却说今天虽然夕贬潮州路八千，可谁知我明天就不会重又一封朝奏九重天呢？离合循环，忧喜相攻，塞翁失马，焉知祸福。人生是一场具有无限可能性的戏剧，不到闭幕，谁也不知道结局是什么。换句话说，人生的问题只有一个：死亡。死亡意味着所有可能性的终结，意味着一世挣扎的彻底结束。逍遥如苏轼，死神面前，又将是怎样一副面孔呢？　　　　
　　还是乌台诗案期间，苏轼不幸身陷囹圄。其时他和儿子苏迈约好，如一切正常，只送蔬菜肉食；如风向不对，方可送鱼。谁知有几天苏迈离京借钱，乃把此事托付朋友，却忘了告知那天知地知父知子知的暗号。果不其然，这位不知情的朋友有一次就误送了熏鱼，骇得苏轼以为末日已到，明年今天就是自己的周年忌日，于是写了一首诗给弟弟苏辙，是苏诗中少有的凄凉之作：“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悲哀凄恻，不忍卒读。看穿人生万物如苏轼，还是迈不过这道槛，一样在死神面前胆战心惊。　　　　
　　不久，苏轼终知自己不过虚惊一场，但是这段经历，一定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虽说人生三大事，立德立功立言，三事既成，则可虽死而不朽，逾远而弥存。但是，修之於身，未必能施之於事；修之於身，施之於事，未必能见之于言；就是能见之于言，老师欧阳修也说了，“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夫言之不可恃也盖如此”。既然如此，世间又有什么能够永恒？除了虚无，这个世界可还有别的底色？能参透这些，方得佛法三昧。这就是苏轼在《东坡志林》中深有感触写下的一段话：“学出生死法，得向死地走之一遭，抵三十年修行。吾窜逐海上，去死地稍近，当于此证阿罗汉果。”这是的确的，能明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也就够资格成阿罗汉了。多年以后，当他又一次来到奈何桥边时，他已不再恐惧，而是心如枯井，身若磐石：“岭南万里不能死，而归寂田野，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然生死亦细故尔，无足道者。”　　　　
　　这时的苏轼，已经不再是泯然众人的境界，而是天人合一的境界了。多年来的念经学佛，终让他无我无相，物我两忘，有若金刚。

延伸阅读（一）

    苏轼《洞庭中山二赋》（整体与局部）
   《洞庭春色赋》与《中山松醪赋》，均为苏轼撰并书，此两赋并后记，为白麻纸七纸接装，纸精墨佳，气色如新，纵28.3厘米，横306.3厘米，前者行书三十二行，二百八十七字；后者行书三十五行，三百十二字；又有自题十行，八十五字，前后总计六百八十四字，为所见其传世墨迹中字数最多者。前者作於公元1091年冬，后者作于公元1093年，为苏轼晚年所作，苏轼贬往岭南，在途中遇大雨留阻襄邑（今河南睢县）书此二赋述怀。自题云：“绍圣元年（1094）闰四月廿一日将适岭表，遇大雨，留襄邑，书此。”时年已五十九岁。
    此二赋笔意雄劲，姿态闲雅，潇洒飘逸，而结字极紧，集中反映了苏轼书法“结体短肥”的特点。明张孝思云：“此二赋经营下笔，结构严整，郁屈瑰丽之气，回翔顿挫之姿，真如狮蹲虎踞。”王世贞云：“此不惟以古雅胜，且姿态百出，而结构谨密，无一笔失操纵，当是眉山最上乘。观者毋以墨猪迹之可也。”乾隆曾评：“精气盘郁豪楮间，首尾丽富，信东坡书中所不多觏。”
    此两帖清初为安岐所藏，乾隆时入清内府，刻入《三希堂法帖》。溥仪逊位，被辗转藏入长春伪帝宫，1945年散失民间。1982年12月上旬发现并入藏吉林省博物馆。此卷前隔水、引首在散失时被人撕掉，造成残损。现藏吉林省博物馆。
释文：    洞庭春色赋：吾闻橘中之乐，不减商山。岂霜馀之不食，而四老人者游戏于其间。悟此世之泡幻，藏千里于一班，举枣叶之有馀，纳芥子其何艰，宜贤王之达观，寄逸想于人寰。嫋嫋兮春风，泛天宇兮清闲。吹洞庭之白浪，涨北渚之苍湾。携佳人而往游，勤雾鬓与风鬟，命黄头之千奴，卷震泽而与俱还，糅以二米之禾，藉以三脊之菅。忽云蒸而冰解，旋珠零而涕潸。翠勺银罂，紫络青伦，随属车之鸱夷，款木门之铜镮。分帝觞之馀沥，幸公子之破悭。我洗盏而起尝，散腰足之痹顽。尽三江于一吸，吞鱼龙之神奸，醉梦纷纭，始如髦蛮，鼓包山之桂揖，扣林屋之琼关。卧松风之瑟缩，揭春溜之淙潺，追范蠡于渺茫，吊夫差之惸鳏，属此觞于西子，洗亡国之愁颜。惊罗袜之尘飞，失舞袖之弓弯。觉而赋之，以授公子曰：乌乎噫嘻：吾言夸矣：公子其为我删之。
    中山松醪赋：始予宵济于衡漳，军涉而夜号。燧松明以记浅，散星宿于亭皋。郁风中之香雾，若诉予以不遭。岂千岁之妙质，而死斤斧于鸿毛。效区区之寸明，曾何异于束蒿？烂文章之纠缠，惊节解而流膏，嘻构厦其已远，尚药石之可曹。收薄用于桑榆，制中山之松醪。救尔灰烬之中，免尔萤爝之劳。取通明于盘错，出肪泽于烹熬。与黍麦而皆熟，沸春声之嘈嘈。味甘馀之小苦，叹幽姿之独高。知甘酸之易坏，笑凉州之蒲萄。似玉池之生肥，非内府之蒸羔。酌以瘿藤之纹樽，荐以古蟹之霜螯。曾日饮之几何？觉天刑之可逃。投拄杖而起行，罢儿童之抑搔。望西山之咫尺，欲褰裳以游邀。跨超峰之奔鹿，接挂壁之飞猱。遂从此而入海，渺翻天之云涛。使夫嵇阮之伦，与八仙之群豪。或骑麟而翳凤，争榼挈而瓢操。颠倒白纶布，淋漓宫锦袍。追东坡而不及，归铺啜其醨糟。漱松风于齿牙，犹足以赋远游而续离骚也。始安定郡王以黄柑酿酒，名之曰“洞庭春色”。其犹子德麟得之以饷予，戏为作赋。后予为中山守，以松节酿酒，复以赋之。以其事同而文类，故录为一卷。绍圣元年闰四月廿一日，将适岭表，遇大雨，留襄邑书此。东坡居士记。

延伸阅读（二）
谈苏轼转败为胜的写作智慧　　苏轼才华横溢，自诩其作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苏轼的文学创作无体不佳，确有天赋之才，但他也偶有力不从心之时。章定《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卷二十六载有苏轼《与章质夫》书：“慎静以处忧患，非公爱我之深，何以及此，谨书之座右也。《柳花》词妙绝，使来者何以措辞。本不敢继作，又思公正柳花飞时，远出廵按，坐想四子，闭门愁断，故写其意，次韵一首寄去，亦可勿示人也。”信中提到的柳花词和次韵词，就是章质夫的《水龙吟》和苏轼同词牌的《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从这一段话中，至少可以体会两层意思：1.苏轼敬重章质夫。章质夫教导苏轼“慎静以处忧患”，苏轼感佩之深且书之座右。不是关系密切或特殊，章质夫也不会讲如此深刻且对东坡有针对性的话语。2.苏轼和作，应经过一段时间酝酿。初读章质夫词，苏轼不敢和。因章词妙绝，使和者无从下笔。大概过了一段时间，苏轼才寄去和作。从第一层意思看，苏轼必以认真严肃的态度和章词，而且要顺从章词的意思措辞；从第二层意思看，初不敢和，终又和之，则必有和之理由，就是需要避开章词的路数，而有创新。即从章词入，又必须从章词出。何其难哉！
　　那么，苏轼的和作如何转败为胜，找到制胜的武器？
　　章质夫《水龙吟》咏杨花词工细委婉，却有他人不能到处，杨花柳絮飘扬无形，写好并不容易，章词中“傍珠帘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风扶起”，杨花飘落过程中又被风吹起，经作者一描写，柔美动人；“时见蜂儿，仰粘轻粉，鱼吹池水”的情景，一经道出，生动传神。黄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五：“‘傍珠帘散漫’数语，形容尽矣。”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十一云：“所谓‘傍珠帘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风扶起’，亦可谓曲尽杨花妙处。东坡所和虽高，恐未能及。”尽管如此，二词仍有高下之分，章词中写柳絮在风中飘落的状态以及蜂、鱼的表现尽管生动而又贴切，但全篇未紧密扣住咏絮。许昂霄《词综偶评》坚持认为：“（东坡）《水龙吟》与原作均是绝唱，不容妄为轩轾。”而王国维《人间词话》云：“东坡《水龙吟》咏杨花，和韵而似原唱；章质夫词，原唱而似和韵。才之不可强也如是。”王国维的话已隐含分高下的意思。
　　苏轼是和章楶词的，章词在前已使苏轼难以下笔。第一，既要合原唱之意，又不可全依原唱。章词写杨花，大致在赋物，苏词借杨花以言情。章词实处大于虚处，苏词虚处大于实处。换句话说，苏词在虚处用力以避开章词的实处之长。如章词写杨花在空中飘转之状，其传神、其韵致，东坡自知不能超过，就在虚处做文章，“似花还似非花”起句避开章词，已将杨花虚化，正如刘熙载《艺概》卷四所言：“东坡《水龙吟》起云‘似花还似非花’，此句可作全词评语，盖不即不离也。”杨花在似花和非花之间，这一不确定性的两可判断，造成“模糊性”的效果，给全词带来虚空朦胧之美，故其笔下美人描写也是具朦胧美的：“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而且往虚处写，以梦境入词：“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下片仍在虚处用力，“愈出愈奇”（张炎《词源》卷下）。苏词虽同章词也写到水和萍的关系，章词实写“鱼吹池水”，在飘满杨花的水面，见到鱼不时用嘴来拨弄水。平时水面清净，鱼也有类似动作，因平常并不引人注意，当水面浮满杨花时，鱼用嘴拨弄水面的动作非常明显，人易察觉到。而苏轼就得避开，他写“一池萍碎”，用“柳花入水，经宿化萍”，其中就隐含此物变化为彼物的神秘，因神秘呈现遗貌取神之妙。章词和苏词都写到泪，因“泪”是韵字，无法回避，章词的“泪”是实写，是真实的女子“盈盈泪”；苏词的“泪”是虚写，以杨花喻泪，再由泪去说人。章词写泪是直接的，苏词写泪层次丰富，以虚入实，粗看杨花自是杨花，细看杨花是“离人泪”，“点点”二字回应章词的“盈盈”，章词的“盈盈泪”是挂在美人的脸上，而苏词的“点点是离人泪”，那是散落满世界的。
　　第二，要在前人韵中翻腾，用其韵而不可全同其意。如上阕结句，章词为“傍珠帘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风扶起”，苏词为“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同用“起”韵字，而章在本题，言花飘落之状，苏与本题若即若离，以梦宕开，写人之思念之苦。一在物，一在人，各逞其能，各得心机。《词洁》卷五挑出苏词的毛病：“‘抛家傍路’四字欠雅。‘缀’字趁韵不稳。”这里提到用韵，章词“雪沾琼缀”，说杨花飘落在兰帐玉人的春衣上，如雪如玉一样粘在衣服上。章词的“缀”是已然之事，而苏词的“缀”是预设而难以实现之事，这是二者的区别。说苏词“趁韵不稳”不知是何道理。
　　苏轼初见章词，自惭未能续和，那是没有信心与之抗衡或求超越，处于劣势，自甘失败；而后找到切入点，找到战胜章词的写作策略，从虚处落笔，以虚取胜。故读苏轼词，必需结合章词来分析，参透“虚”、“实”二字方能深入领会章、苏二词的差异以及苏词的高妙：“情景交融，笔墨入化，有神无迹矣。”从中亦可领悟苏轼转败为胜的写作智慧。只要能和章词平分秋色，苏轼在此次创作角逐中已经获胜；如后人认为苏词韵胜，高出章词，那更是苏轼作词时所期待的结果。
                                                                           （戴伟华）

延伸阅读（三）

    苏轼《人来得书帖》（版本二种）。纸本，纵29.5厘米，横45.1厘米。正文行书十六行，共192字，款署“轼再拜”，但未署发信年月。现藏故宫博物院。

    《人来得书帖》是在季常之兄伯诚死后苏轼写给季常的慰问信，故有“伏惟深照死生聚散之常理。悟忧哀之无益，释然自勉”之句。帖上钤有“吴土谔”、“御府宝绘、“仪周赏”等。帖后有董其昌跋:“东坡真迹，余所见无虑数十卷，皆宋人双勾廓填。坡书本浓，既经填墨，盖不免墨猪之论，唯此二帖（新岁、人来）则杜老所谓须臾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也。”此帖曾经明项元汴，清安岐等递藏，后入清内府。安岐将此帖与《岁新展庆帖》合成一帖，并称坡公杰作。《人来得书帖》凝重，笔法流畅，为书牍杰作。

释文：　　轼启：人来得书。不意伯诚遽至于此，爱愕不已。宏才令德，百未一报，而止于是耶。季常笃于兄弟，而于伯诚尤相知照。想闻之无复生意，若不上念门户付嘱之重，下思三子皆不成立，任情所至，不自知返，则朋友之忧盖未可量。伏惟深照死生聚散之常理，悟忧哀之无益，释然自勉，以就远业。轼蒙交照之厚，故吐不讳之言，必深察也。本欲便往面慰，又恐悲哀中反更挠乱，进退不惶，惟万万宽怀，毋忽鄙言也。不一一。轼再拜。
　　另纸行书：知廿九日举挂，不能一哭其灵，愧负千万，千万。洒一担，告为一酹之。苦痛,苦痛。

延伸阅读（四）
欧阳修为“避嫌”误判苏轼第二名    在宋代，欧阳修的学问十分了得，名气很大，他有一句名诗曰：“书有未曾经我读。”意思是说中国的书我都读遍了。
　　欧阳修做学问，一向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以致用。他在任主考官时，便根据《大禹谟》中“罪疑惟轻，功疑惟重”这两句话，为考生拟了个策论题目《刑赏忠厚之至论》。在唐宋时代，考试是考策论文，不是八股文，也不是现代的博士论文，是考你做学问的情况，即一个人一旦出来做官谋事，真要做出一番事业的道理，这个叫“策论”。“策”就是一个计划，你对国家政治看到某一点，写一个计划，就叫“策论”。
　　令人欣喜不已的是，欧阳修在众多考卷中发现了一篇与众不同的文章，其要点说：“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是当时的司法部长。说有一个人犯了罪，皋陶说：“杀之，三。”司法部长坚持非杀不可，并且连说三次。可在尧那时代，我们上古的那个好领导，国家的贤君明主，尧却说：“宥之，三。”皇帝也是讲了三次，说算了吧，不要杀头了，给他个无期徒刑也行。那时候的考卷都是密封的，谁也不能打开，打开是要杀头的。欧阳修越看就越觉得这篇文章写得好，思想也好，便猜想这个考生大概就是自己的那个学生，唯有自己的那个出色的学生，才能写出这样好的文章。欧阳修本要给他第一名状元，但为了避嫌，“忍痛割爱”，才把他改成了第二名。
　　考生及第后，都要拜座主，就是“拜恩师”了。欧阳修一看，奇怪了，及第的第二名并不是自己的那个得意门生，而是个四川人，叫苏轼(苏东坡)。谈话之后，苏东坡就要走了，欧阳修扯住他说，你慢点，我问你，你写的文章，“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出自哪部书？因为欧阳修读了那么多的书，可从没有在哪本书上看到过这样的文字。苏东坡笑了，说：老师，实在对不起，那是学生“想当然”信手写来的，不在“本”。欧阳修一下愣在了那里，他不觉眼前一亮，感到既惊喜又佩服，心说这个年轻人太优秀了，他的想象竟与《大禹谟》“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之道不谋而合。                                   （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