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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16日 星期四

龔自珍

龔自珍
拼音:gong zi zhen
龔自珍
龔自珍
龔自珍(1792年8月22日~1841年9月26日)清代思想家、文學家及改良主義的先驅者。27歲中擧人,38歲中進士。曾任内閣中書、宗人府主事和禮部主事等官職。主張革除弊政,抵制外國侵略,曾全力支持林則徐禁除鴉片。48歲辭官南歸,次年暴卒於江蘇丹陽雲陽書院。他的詩文主張“更法”、“改圖”,揭露清統治者的腐朽,洋溢着愛國熱情,被柳亞子譽爲“三百年來第一流”。著有《定庵文集》,留存文章300餘篇,詩詞近800首,今人輯爲《龔自珍全集》。著名詩作《己亥雜詩》共350首。

人物簡介


  龔自珍(1792~1841)中國晚清思想家,史學家、詩人。一名鞏祚,字瑟人,號定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二十七歲爲擧人。道光元年(1821)官内閣中書,任國史館校對官。九年,始成進士。官至禮部主事。十九年,棄官南歸。二十一年,於江蘇雲陽書院猝然去世。龔自珍初承家學淵源,從文字、訓詁入手,後漸涉金石、目錄,泛及詩文、地理、經史百家。受當時崛起的春秋公羊學影響甚深。面對嘉道年間社會危機日益深重,他棄絕考據訓詁之學,一意講求經世之務,一生志存改革。青年時代所撰《明良論》、《乙丙之際著議》等文,對封建專制的積弊,進行揭露和抨擊。他的思想爲後來康有爲等人倡公羊之學以變法圖強開了先聲。中年以後,雖然志不得伸,轉而學佛,但是“經世致用”之志並未消沉。他支持林則徐查禁鴉片,並建議林則徐加強軍事設施,做好抗擊英國侵略者的准備。龔自珍一生追求“更法”,雖至死未得實現,但在許多方面產生了有益的影響。在社會觀上,他指出社會動亂的根源在於貧富不相齊,要求改革科擧制,多方羅致“通經致用”的人才。在哲學思想上,闡發佛教中天台宗的觀點,提出人性“無善無不善”,“善惡皆後起”的一家之談。在史學上,發出“尊史”的呼籲,並潛心於西北歷史、地理的探討。在文學上,則提出“尊情”之說,主張詩與人爲一。他生平詩文甚富,後人輯爲《龔自珍全集》。

人物生平


  龔自珍一生可分三個階段:

  ①20歲以前,在家學習經學、文學。他自幼受母親教育,好讀詩文。從8歲起學習研究經史、小學。12歲從段玉裁學《說文》。他蒐輯科名掌故;以經說字、以字說經;考古今官制;爲目錄學、金石學等。同時,在文學上,也顯示了創作的才華。13歲,作《知覺辨》,“是文集之托始”;15歲,詩集編年;19歲,倚聲填詞;到21歲,編詞集《懷人館詞》3卷、《紅禪詞》2卷。段玉裁作序說他“所業詩文甚夥,間有治經史之作,風發雲逝,有不可一世之概。尤喜爲長短句”,“造意造言,幾如韓李之於文章”,認爲“自珍以弱冠能之,則其才之絕異,與其性情之沈逸,居可知矣”(《懷人館詞序》)。這可以說是對龔自珍20歲以前學習的概括總結。

  ②20歲至28歲,應鄉試至入仕時期。嘉慶十五年(1810),龔自珍19歲,應顺天鄉試,由監生中式副榜第28名。二十三年(1818)又應浙江鄉試,始中擧,主考官爲著名漢學家高郵王引之。次年應會試落選,嘉慶二十五年(1820)開始入仕,爲内閣中書。這時期他逐漸接觸社會政治現實,並從科試失意中體驗到政治腐敗,產生改革的要求和思想,並從劉逢祿學習《公羊傳》。他寫出了《明良論》、《乙丙之際箸議》、《尊隱》、《平均篇》等政論文。嘉慶二十二年,他曾以文集《伫泣亭文》及詩集一冊請教“吳中尊宿”王芑孫。王認爲他“詩中傷時之語、罵坐之言,涉目皆是”(《定盦年譜外紀》)。同年,他開始戒詩。今存這時期詩,有《逆旅題壁,次周伯恬原韻》、《雜詩,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師作,得十有四首》等。

  ③29歲至去世。嘉慶二十四年會試落選後,他又參加五次會試。道光九年(1829),第六次會試,始中進士,時年38歲。在此期間,他仍爲内閣中書。道光十五年(1835),遷宗人府主事。改爲禮部主事祠祭司行走。兩年後,又補主客司主事。這類官職都很卑微,困厄下僚。48歲,辭官南歸(道光十九年,1839)。50歲,暴卒於丹陽雲陽書院(道光二十一年,1841),時爲鴉片戰爭第二年。這時期,他對政治現實認識日益深刻,提出不少改革建議,寫出許多著名評論,如《西域置行省議》、《東南罷番舶議》、《阮尚書年譜第一序》、《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和歷史、哲學論文如《古史鉤沉論》等。也有不少文學散文名篇,如《捕蜮》、《書金伶》、《己亥六月重過颺州記》、《病梅館記》等。他的許多著名詩篇,如《能令公少年行》、《詠史》、《西郊落花歌》和《己亥雜詩》等,也都是這時期作品。龔自珍墨蹟政治學術思想 龔自珍生活的時代,是統一的封建國家面臨沒落崩潰、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歷史新階段,國内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不斷加深。

  龔自珍從青年時起,就深刻地意識到封建國家的嚴重危機,具有一種特殊的敏感性。“秋氣不驚堂内燕,夕陽還戀路旁鴉。”(《逆旅題壁,次周伯恬原韻》)梁啟超說:“擧國方沉酣太平,而彼(指龔自珍、魏源)輩若不勝其憂危,恒相與指天畫地,規天下大計。”(《清代學術概論》)早在嘉慶二十五年,他已指出“自京師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戶變貧戶,貧戶變餓戶”,“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西域置行省議》)。在道光三年,他深刻認識到外國資本主義侵略造成嚴重的民族危機,指出“近惟英夷,實乃巨詐,拒之則叩關,狎之則蠹國”(《阮尚書年譜第一序》)。他對時代的危機,不止是敏銳地感覺它,而且也積極地建議挽救它;他肯定未來時代的必然變化,並寄以熱情的幻想和希望。龔自珍處在過渡時代的開始階段。他的思想發展,有一個艱苦、複雜和曲摺的過程。他最初接受的是以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爲代表的正統派考據學。但他沖出考據學的藩籬,不爲家學和時代學風所囿。在現實社會運動主要是農民起義的啟發下,他以特有的敏銳的眼光,觀察現實,研究現實。在《明良論》、《乙丙之際箸議》等文中,他對腐朽黑暗的現實政治和社會,進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平均篇》指出了貧富不均所造成的社會敗壞現象及其危險的後果:“小不相齊,漸至大不相齊,大不相齊,即至喪天下”;提出“均田”的改革主張,要求“貴乎操其本源,與隨其時而劑調之”,“挹彼注茲”,平均貧富。在《尊隱》中,他隱晦曲摺地表現出對農民起義的大膽想象和熱情頌颺,向往着未來時代的巨大變化。但他的政治思想和理想是不徹底的。後來他看到均田制是辦不到的,又作《農宗篇》。主張按宗法分田:大宗百畝,小宗、群宗二十五畝,其餘閑民爲佃農。其目的是“以中下齊民,不以上齊民”,建立以中小地主爲基礎的封建統治。由於未能突破封建階級的根本立場,因此,他在《農宗答問第一》及《農宗答問第四》中又肯定大地主的地位。

  龔自珍到30歲前後,在學術思想上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他從對正統派考據學嚴曆地批判到堅決抛棄考據學,接受今文經學《春秋》公羊學派的影響,從劉逢祿學習,“從君燒盡蟲魚學,甘作東京賣餅家”(《雜詩,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師作,得十有四首》)。但他肯定考據學的有用的部分;同時也批判今文經學雜以讖緯五行的“惡習”,而主張“經世致用”,倡導學術要爲現實政治服務。從此他更自覺地使學術研究密切地與現實政治社會問題聯繫,研究的課題更爲廣泛。他“爲天地東西南北之學”,研究地理學,而特别致力於當代的典章制度和邊疆民族地理,撰《蒙古圖志》,完成了十之五六;對現實政治社會問題也提出了積極的建議,寫《西域置行省議》和《東南罷番舶議》,主張抵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和鞏固西北邊疆。隨着生活經驗和歷史知識的增長,以及政治、學術思想的逐漸成熟,他深入探討了天地萬物以及社會文化的起源和發展問題,並把經史、百家、小學、輿地以及當代典章制度的研究,完全統一起來,形成一個相當完整的歷史觀。他說:“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無有語言焉;史之外無有文字焉;史之外無人倫品目焉。史存則周存,史亡而周亡。”(《古史鉤沉論二》)這里有前輩章學誠“六經皆史”觀點的影響,但比章說更擴大、通達、完整,更有科學性和戰鬥性。他把古代的一切歷史文化的功罪完全歸結到史官,並以當代的史官即歷史家自任。他認爲史官之所以可尊,在於史官能站得高,從全面着眼,作客觀的、公正的現實政治社會的批判。這實際是要使歷史和現實政治社會問題即“當今之務”聯繫起來,應用《春秋公羊學派變化的觀點、發展的觀點,在“尊史”的口號下,對腐朽的現實政治社會作全面的批判。這就是他在《尊隱》里所尊“横天地之隱”的具體化。與此同時,他繼續不斷地關心現實政治社會的重大問題,不斷地提出批判和建議,始終沒有與庸俗官僚同流合污。道光九年(1829)殿試《對策》中,他肯定經史的作用,更指出經史之用必以現實問題爲依據,“不通乎當世之務,不知經史之施於今日之孰緩、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對現實問題,特别關切西北邊疆和東南海防,要求皇上“益奠南國蒼生”,“益誡西邊將帥”。同年十二月,有《上大學士書》,建議改革内閣制度。他對腐朽的官僚機構和庸俗官僚深惡痛絕。道光十二年(1832)夏,又有手陳“當今急務八條”,其中之一就是“汰冗濫”。道光十八年(1838),林則徐奉命到廣東海口查禁鴉片,他作了《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向林則徐“獻三種決定義,三種旁義,三種答難義,一種歸墟義”。主張嚴禁鴉片,堅決抵抗英國侵略者;主張和外國作有益的通商,嚴格禁止奢侈品的輸入;並駁斥了僚吏、幕客、游客、商賈、紳士等等各式投降派的有害論調。在中英鴉片戰爭發生後,江蘇巡撫梁章巨駐防上海,他在丹陽書院於暴死前數日寫信給梁“論時事,並約即日解館來訪,稍助籌筆”(梁章巨《師友集》卷六《仁和龔定盦主事》條),表示希望參加梁章巨的幕府,共同抵抗英國侵略者,更表現出堅決反抗外國侵略的愛國主義精神。
 
龔自珍
龔自珍

  龔自珍在中年以後,隨着仕途失意,感慨日深,思想也陷入矛盾、煩惱和痛苦,“坐耗蒼茫想,全憑瑣屑謀”(《撰羽林山館金石墨本記成,弁端二十字》)。有時想以“蒐羅文獻”自慰,“狂臚文獻耗中年,亦是今生後起緣”(《猛憶》);甚至想“發大心”,寄幻想於佛教,以求超世間的解脱。但他愛祖國,關心現實,無法排除“外緣”,終於成不了佛教徒。龔自珍的思想就其主導方面說,雖然他的批判不徹底,改良的目標不明確,但他的政治思想和態度始終是積極的,他看到清王朝的現實統治爲“衰世”,爲“日之將夕”,確信未來時代的巨大變化,並寄以極大的熱情和希望,也是始終一貫的。他是在中國封建社會開始發生重大變化的前夕,一個主張改革腐朽現狀和抵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近代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啟蒙思想家。

文學創作


  龔自珍的文學創作,表現了前所未有的新特點,開創了近代文學的新篇章。龔自珍認爲文學必須有用。他說,“曰聖之時,以有用爲主”,“求政事在斯,求言語在斯,求文學之美,豈不在斯”(《同年生吳侍禦傑疏請唐陸宣公從祀瞽宗……》)。指出儒學、政事和詩文具有共同目的,就是有用。他認爲詩和史的功用一樣,都在對社會歷史進行批評,文章、詩歌都和史有源流的關係。他認爲《六經》是周史的宗子;《詩經》是史官采集和編訂起來的,而且“詩人之指,有瞽獻曲之義,本群史之支流”(《乙丙之際箸議第十七》)。因此,選詩和作史的目的,都是“樂取其人而臚之,而高下之”,進行社會歷史批評。所以他把自己的詩看成“清議”或“評論”,“貴人相訊勞相護,莫作人間清議看”(《雜詩,己卯目春徂夏在京師作,得十有四首》);“安得上言依漢制,詩成侍史佐評論”(《夜直》)。從這一詩論觀點出發,他認爲詩歌創作的動機是由於“外境”即現實生活所引起,“外境疊至,如風吹水,萬態皆有,皆成文章”(《與江居士箋》),不得不然。而創作方法則和撰史一樣,應利用一切歷史資料(《送徐鐵孫序》)。龔自珍的詩和他的詩論是一致的。他打破清中葉以來詩壇的模山範水的沉寂局面,絕少單純地描寫自然景物,而總是着眼於現實政治、社會形勢,發抒感慨,縱横議論。他的詩飽含着社會歷史内容,是一個歷史家、政治家的詩。他從15歲開始詩編年,到47歲,詩集共有27卷。他很珍惜他的少作,“文侯端冕聽高歌,少作精嚴故不磨”;“少年哀樂過於人,歌泣無端字字真”(《己亥雜詩》)。這些“精嚴”而“字字真”的少作,雖然都已失傳,但當時卻是針對政治腐敗和官僚庸俗的“傷時”、“罵坐”之作,被一般文士視爲“大不可”的。因此他又曾幾次戒詩。   

  嘉慶二十五年(1820)的秋天,他開始戒詩,次年夏因考軍機章京未被錄取,賦《小游仙》15首,遂又破戒。道光七年(1827)十月,他編了兩卷《破戒草》後,又發誓戒詩,“戒詩昔有詩,庚辰詩語繁”正是憤慨於他的詩不能爲腐朽庸俗社會所容忍。所以後來他又破戒作詩。龔自珍詩今存的600多首,絕大部分是他中年以後的作品,主要内容仍是“傷時”、“罵坐”。道光五年的一首《詠史》七律是這類詩的代表作。詩中詠南朝史事,感慨當時江南名士懾服於清王朝的險惡統治,庸俗苟安,埋頭著書,“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爲稻梁謀”。詩末更用田横抗漢故事,揭穿清王朝以名利誘騙文士的用心:“田横五百人安在,難道歸來盡列侯?”又如道光六年(1826)所作七律《釋言四首之一》,憤怒反譏庸俗官僚對自己的誹謗,“木有文章曾是病,蟲多言語不能天”;辛辣嘲弄朝廷大官僚對自己的嫌棄,“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勞上相損宵眠”。晚年在著名的《己亥雜詩》中,詩人不僅指出外國資本主義勢力對中國的侵略和危害,統治階級的昏庸堕落,而且也看到了人民的苦難,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内疚,如“隻籌一纜十夫多”、“不論鹽鐵不籌河”等,反映了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   
 
龔自珍作品
龔自珍作品

  龔自珍更多的抒情詩,表現了詩人深沉的憂鬱感、孤獨感和自豪感。如道光三年(1823)的《夜坐》七律二首,“一山突起丘陵妒,萬籟無言帝座靈”,在沉寂黑夜的山野景觀中,寄托着詩人清醒的志士孤憤,抒發着對天下死氣沉沉的深憂。道光六年的《秋心三首》七律,“氣寒西北何人劍,聲滿東南幾處簫”,深深爲邊塞形勢擔憂,感慨仗劍報國的志士無多,更缺少知音的同志。他常常用“劍”和“簫”、“劍氣”和“簫心”來寄托他的思想志向。“一簫一劍平生意,負盡狂名十五年”(《漫感》);“少年擊劍更吹簫,劍氣簫心一例消”(《己亥雜詩》);對於自己的志向抱負不能實現,深爲苦悶。在“抛卻湖山一笛秋,人間天地署無愁”(《夢中作四截句》)的現實環境下,詩人除了抒發感慨、縱横議論之外,回憶值得留戀的快樂的過去,幻想現實之外美妙的境界和世界,乃成爲詩人思想中一種必然的發展和出路。因此,在詩人的許多作品中表現了重重矛盾。作於道光元年的《能令公少年行》一首七言古詩相當集中地表現了詩人思想中的矛盾。詩中有逃向虛空的消極因素,更多的積極意義在於詩人對無可奈何的現實社會環境的極端厭惡和否定,因而在《己亥雜詩》“少年尊隱有高文”、“九州生氣恃風雷”二詩中,他確信前所未有的、巨大時代變化必然到來,希望“風雷”的爆發,以掃盪一切的迅疾氣勢,打破那令人窒息、一片死氣沉沉的局面。

作品特色


 

政論、抒情和藝術形象的統一


  他的許多詩既是抒情,又是議論,但不涉事實,議論亦不具體,而隻是把現實的普遍現象,提到社會歷史的高度,提出問題,抒發感慨,表示態度和願望。他以政論作詩,但並不抽象議論,也不散文化。

豐富奇異的想象


  在他的詩中,“月怒”、“花影怒”、“太行怒”、“太行飛”、“爪怒”、“靈氣怒”等等,習見的景物變得虎虎有生氣,動人耳目,喚起不尋常的想象。又如《西郊落花歌》描寫落花,使引起傷感的衰敗的景物,變爲無比壯麗的景象,更高出尋常的想象之外。“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己亥雜詩》),則從衰敗中看出新生。“天命雖秋肅,其人春氣腴”(《自春徂秋,偶有所觸,得十五首》),從沒落的時代中,也看到新生的一面。

形式多樣,風格多樣


  詩人自覺地運用古典詩歌多種傳統形式,“自周迄近代之體,皆用之;自雜三四言,至雜八九言,皆用之”(《跋破戒草》)。實際他寫得多的還是五七言“古體詩”,七言的“近體詩”,而以七言絕句爲大宗。一般趨向是不受格律的束縛,自由運用,沖口而出。這也以七言絕句表現得最突出。作於道光十九年(1839)的《己亥雜詩》315首,獨創性地運用了七言絕句的形式,内容無所不包,詩人的旅途見聞,以及生平經歷和思想感情的發展變化,曆曆如繪,因而成爲一種自叙詩的形式。它們可以作爲一首詩讀。由於作者這種充分地、富於創造性地運用,自然地使七言絕句成爲一種最輕巧、最簡單、最集中的描寫事物、表達思想感情的形式。複雜深刻的思想内容,多種多樣的語言形式,是龔詩風格多樣化的基礎。“從來才大人,面貌不專一”(《題王子梅盜詩圖》),詩人是以風格多樣化自勉和自許的。他的古體詩,五言凝鍊,七言奔放;近體詩,七言律詩含蓄穩當,絕句則通脱自然。

 

語言清奇多彩,不拘一格


  有瑰麗,也有樸實;有古奧,也有平易;有生僻,也有通俗。一般自然清麗,沉着老練,有杜韓的影響,有些篇章由於用典過繁或過生,或含蓄曲摺太甚,不免帶來艱深晦澀的缺點。龔自珍先進的思想是他許多優秀詩篇的靈魂。思想的深刻性和藝術的獨創性,使龔詩别開生面,開創了詩的一個新的歷史時代,不同於唐宋詩,實開近代詩的新風貌。龔詩在當時欣賞的人不多,它的影響始大於晚清,主要由於它的突出的思想性和政治性,使抒情與思想政治内容結合,又不落於以文字、學問、議論爲詩。龔自珍文在當時比詩有名,也更遭到一般文士的非議,目爲禁忌,不敢逼視。除幾組學術論文外,它們重要的一部分是不同形式的政論文。有些“以經術作政論”,“往往引公羊義譏切時政,詆排專制”(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這些文章都是用《春秋》公羊學派的觀點與現實的政治聯繫,引古喻今,以古爲用。如《乙丙之際箸議七》、《乙丙之際箸議九》和《尊隱》等,都是公羊“三世說”的運用。有些則是直接對清王朝腐朽統治的揭露和批判,如《明良論》;以及各種積極建議的篇章,如《平均篇》、《西域置行省議》、《對策》、《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等。另一類是諷刺性的寓言小品,如《捕蜮》、《病梅館記》等。還有許多記叙文,記人、記事、記名勝、記地方,如《杭大宗逸事狀》、《書金伶》、《王仲瞿墓志銘》、《書居庸關》、《己亥六月重過颺州記》等,内容不同,都富有現實意義。

 

散文特色

 
龔自珍手劄
龔自珍手劄

  龔文的表現方法一般很簡單,而簡括中又有鋪叙誇張,有的直率,有的奇詭。他的散文語言活潑多樣。有的散行中有駢偶,有的瑰麗,有的古奧,甚至偏僻、生硬、晦澀。龔文區别於唐宋和桐城派的古文,是上承先秦兩漢古文的一個獨特的發展,開創了古文或散文的新風氣。龔自珍的詞也很著名。譚獻認爲龔詞“綿麗沈颺,意欲合周、辛而一之,奇作也”(《複堂日記》二)。實際上,他的詞沒有擺脱傳統詞的影響,偏重於詞的言情本性。他也寫了一些抒發感慨懷抱的詞,如〔鵲踏枝〕《過人家廢園作》抒發孤獨而自豪的感情;〔鳳凰台上憶吹簫〕《丙申三日》寫與庸俗文士的矛盾和理想不能實現的感慨;〔浪淘沙〕《書願》寫願望,略同《能令公少年行》;〔百字令〕《投袁大琴南》寫與袁琴南兒時同上家學的情景;〔湘月〕《壬申夏泛舟西湖》寫思想上劍態和簫心的矛盾,有志於作爲,又思退隱,留戀山水。

 

詞作特色


  龔詞大部分還是消閑之作,抒寫纏綿之情,成就遠遜於詩。晚年他發現自己詞的缺點:“不能古雅不幽靈,氣體難躋作者庭。悔殺流傳遺下女,自障紈扇過旗亭。”(《己亥雜詩》)譚獻則認爲龔詞“綿麗沈颺,意欲合周、辛而一之,奇作也”(《複堂日記》二)。他也寫了一些抒發感慨懷抱的詞,如〔鵲踏枝〕《過人家廢園作》抒發孤獨而自豪的感情;〔鳳凰台上憶吹簫〕《丙申三日》寫與庸俗文士的矛盾和理想不能實現的感慨;〔浪淘沙〕《書願》寫願望,略同《能令公少年行》;〔百字令〕《投袁大琴南》寫與袁琴南兒時同上家學的情景;〔湘月〕《壬申夏泛舟西湖》寫思想上劍態和簫心的矛盾,有志於作爲,又思退隱,留戀山水。

人物思想


  面對嘉道年間經濟衰敗,社會危機日益深重,他棄絕考據訓詁之學,轉而講求經世之務,志存改革,追求“更法”,在許多方面產生了有益的影響。他的思想爲後來康有爲等人提倡變法圖強開了先聲。

 

人物收藏


  龔自珍多年收藏不輟,涉及古書、銅彝、印鑒、碑拓、字畫等等,藏品極爲豐富。其兒媳婦之弟陳元祿曾稱“不可勝記”。《龔自珍全集》中記載的藏品就有:秦天禽四首鏡、商尊、孝成廟鼎、召伯虎敦、姬大母鬲、有孔之大圭、赤蛟大硯、漢雙魚列泉洗、有丹砂翡翠色之古瓦、漢三十六字鏡,高句麗花瓶、碧玉版蒙古牌、佛紐六朝印、馬湘蘭“惜花弄月”印,還有宋拓歐陽詢皇甫誕碑、羅池廟碑、曹娥碑、漢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宋拓洛神賦十三行、宋拓蘭亭定武本以及明拓石鼓文、唐人雙鉤衛夫人殘字卷、虞集隸書卷、管道山水卷、薛素素蘭花卷等等。

  他關於收藏研究的文章《說宗彝》、《說刻石》、《說碑》、《說印》等,頗多新解,金石學家吳昌綬有評語“精博絕特”。

 

人物交游


  林則徐與龔自珍之父龔麗正是老朋友,曾於1822年同路進京、同日引見和召對,又同日南下,相處融洽,林則徐曾作詩爲記,稱讚龔麗正:“一門華萼總聯芳”。而龔自珍本人和魏源都以漢學批宋學,主張改革而聞名,並稱“龔魏”。林則徐與魏源關係相當密切。林則徐赴廣東禁煙前,龔自珍贈文《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堅決要求剷除煙禍,並表示願意南游參與其事。林則徐在途中回書作答。

人物評價


  龔自珍,近代文學開風氣的人物,近代著名的啟蒙思想家、文學家。祖父、父親均在北京做官,母親善吟詩繪畫,是個女才子,外祖父段玉裁是位文字學家。龔自珍自小就受到良好的學術與文學的教養和熏陶。他小時候就讀書廣泛,關心國事,產生改革變法的思想。他在科擧上不得志,27歲中擧,38歲才中進士,曾任内閣中書、禮部主客主事20餘年,始終是個七品小京官,無法施展抱負。48歲時,他終於對官場厭倦,不抱希望,憤然辭官還鄉,不久與世長辭。

人物作品


  夢中述願

  湖西一曲墜明璫,獵獵紗裙荷葉香。乞貌風鬟陪我坐,他身來作水仙王。

  歌筵有乞書扇者

  天教偽體領風花,一代材人有歲差。我論文章恕中晚,略工感概是名家。 

  送南歸者

  布衣三十上書回,揮手東華事可哀。且買青山且鼾臥,料無富貴逼人來。

  漫感

  絕域從軍計惘然,東南幽恨滿詞箋。一簫一劍平生意,負盡狂名十五年。

  夢中作

  不是斯文擲筆驕,牽連姓氏本寥寥。夕陽忽下中原去,笑詠風花殿六朝。

  己亥雜詩(五)

  浩盪離愁白日斜,吟鞭東指即天涯。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

  己亥雜詩(十四)

  頹波難挽挽頹心,壯歲曾爲九牧箴。鍾簴蒼涼行色晚,狂言重起廿年喑。

  己亥雜詩(十九)

  卿籌爛熟我籌之,我有忠言質幻師。觀理自難觀勢易,彈丸壘到十枚時。

  己亥雜詩(四四)

  霜毫擲罷倚天寒,任作淋漓淡墨看。何敢自矜醫國手,藥方隻販古時丹。

  己亥雜詩(八三)

  隻籌一纜十夫多,細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倉粟,夜聞邪許淚滂沱。

  己亥雜詩(八七)

  故人横海拜將軍,側立南天未蕆勳。我有陰符三百字,蠟丸難寄惜雄文。

  己亥雜詩(一二五)

  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三别好詩

  狼藉丹黄竊自哀,高吟肺腑走風雷,不容明月沉天去,卻有江濤動地來。

  投宋於庭翔鳳

  游山五嶽東道主,擁書百城南面王。萬人叢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

  詠史

  金粉東南十五州,萬重恩怨屬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團扇才人踞上游。   

  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爲稻粱謀。田横五百人安在,難道歸來盡列侯?

  夜坐二首

  春夜傷心坐畫屏,不如放眼入青冥。 一山突起丘陵妒,萬籟無言帝座靈。   

  塞上似騰奇女氣,江東久殞少微星。 從來不蓄湘累問,喚出嫦娥詩與聽。   

  沉沉心事北南東,一睨人材海内空。壯歲始參周史席,髫年惜堕晉賢風。   

  功高拜將成仙外,才盡回腸盪氣中。萬一禪關砉然破,美人如玉劍如虹。

  秋心三首(其一、其三)

  秋心如海複如潮,但有秋魂不可招。漠漠鬱金香在臂,亭亭古玉佩當腰。   

  氣寒西北何人劍?聲滿東南幾處簫。一川星鬥爛無數,長天一月墜林梢。   

  我所思兮在何處,胸中靈氣欲成雲。槎通碧漢無多路,土蝕寒花又此墳。   

  某水某山迷姓氏,一釵一佩斷知聞。起看曆曆樓台外,窈窕秋星或是君。

  病梅館記

  江寧之龍蟠,蘇州之鄧尉,杭州之西溪,皆產梅。或曰:“梅以曲爲美,直則無姿;以欹爲美,正則無景;以疏爲美,密則無態。”固也。此文人畫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詔大號以繩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刪密,鋤正,以夭梅病梅爲業以求錢也。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錢之民能以其智力爲也。有以文人畫士孤癖之隱明告鬻梅者,斫其正,養其旁條,刪其密,夭其稚枝,鋤其直,遏其生氣,以求重價,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畫士之禍之烈至此哉!   

  予購三百盆,皆病者,無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療之:縱之顺之,毁其盆,悉埋於地,解其棕縛;以五年爲期,必複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畫士,甘受詬厲,辟病梅之館以貯之。   嗚呼!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閑田,以廣貯江寧、杭州、蘇州之病梅,窮予生之光陰以療梅也哉!

人物故居

 
故居
故居

  龔自珍故居在西城區手帕胡同21號。龔自珍在京住地之一。故居坐北朝南,三進院落,另有東西跨院。前院有北房3間,兩側耳房各兩間,東西廳房各3間。院内當年曾有道光禦筆“福”字匾及“耕讀堂”匠。故居基本 保持原狀。 龔自珍(1792—1841),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以詩文見長,自成一家,有“龔派”之稱。1839年辭官歸家。

 

人物紀念館


  龔自珍紀念館位於杭州城東馬坡巷6號小采園内,占地六百多平方米,1990年開館。龔自珍,名鞏柞,字瑟人,清代思想家、文學家,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和林則徐等人共同開啟了抨擊時弊,抗禦外侮,通經致用的進步思想,被柳亞子譽爲“三百年來第一流”。
 
紀念館
紀念館

  龔自珍紀念館 建於清末,屬中式宅院,爲清代桐鄉人汪維所建“小米山房”,俗稱“小米園”。清代著名思想家、文學家龔自珍出生於馬坡(婆)巷。龔自珍(1792-1841),道光九年進士。官至内閣中書、禮部主事等。學務博覽,所作詩文極力提倡更法,改革圖強,“以朝章國政世情民隱爲質幹”,“誦史鑒,考掌故,慷慨論天下事”,著有《定庵文集》,今人輯有《龔自珍全集》。龔自珍雖自11歲隨父親去京,久居在外,歸杭次數不多,但對家鄉眷戀之情在詩中時有流露,“從此與誰談古外,馬婆巷外立斜陽”。1988-1989年,小米園整修後作爲龔自珍紀念館。館占地約0.7公頃,建築面積498平方米,已被列入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紀念館主體是座清代風格的兩層樓房,上下五開間,兼有耳房,雕梁畫棟,古樸典雅。館内正廳安放龔自珍半身古銅色塑像,四周懸掛沙孟海、趙樸初等名家提寫的匾額、楹聯。四個展室,陳列了龔自珍生平圖文簡介、大事年表、史料、龔氏年譜、詩選和後人研究文集等。庭院内小橋流水、假山亭榭,在花木襯托下,富有古典園林的特色。他的作品尤其受老年人喜愛。

 

名篇賞析


 

 己亥雜詩(第5首)  

 

  浩盪離愁白日斜,   

  吟鞭東指即天涯。   

  落紅不是無情物,   

  化作春泥更護花。   

  【注釋】   

  1.浩盪離愁:離别京都的愁思浩如水波,也指作者心潮不平。浩盪:無限。   

  2.吟鞭:詩人馬鞭。 東指:東方故里。 天涯:指離京都遙遠。   

  3.落紅:落花。花朵以紅色者爲尊貴,因此落花又稱爲落紅。   

  4.花:比喻國家。   

  “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此句表明作者造福人類爲國效力的高貴品質。後人又常用此句表達前輩對後輩的愛護。   

  【譯文】
      浩浩盪盪的離别愁緒向着日落西斜的遠處延伸, 馬鞭向東擧起這一起身,從此就是天涯海角了。 我辭官歸鄉,有如從枝頭上掉下來的落花,但它卻不是無情之物,化成了泥土,還能起着培育下一代的作用。   

  【賞析】   

  這首詩是《己亥雜詩》的第五首,寫詩人離京的感受。雖然載着“浩盪離愁”,卻表示仍然要爲國爲民盡自己最後一份心力。   

  詩的前兩句抒情叙事,在無限感慨中表現出豪放灑脱的氣概。一方面,離别是憂傷的,畢竟自己寓居京城多年,故友如雲,往事如煙;另一方面,離别是輕松愉快的,畢竟自己逃出了令人桎梏的樊籠,可以回到外面的世界里另有一番作爲。這樣,離别的愁緒就和回歸的喜悦交織在一起,既有“浩盪離愁”,又有“吟鞭東指”;既有白日西斜,又有廣闊天涯。這兩個畫面相反相成,互爲映襯,是詩人當日心境的真實寫照。詩的後兩句以落花爲喻,表明自己的心志,在形象的比喻中,自然而然地融入議論。“化作春泥更護花”,詩人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鴉片戰爭爆發後,他多次給駐防上海的江西巡撫梁章钜寫信,商討國事,並希望參加他的幕府,獻計獻策。可惜詩人不久就死在丹陽書院(年僅50歲),無從實現他的社會理想了,令人歎惋。    

  “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詩人筆鋒一轉,由抒發離别之情轉入抒發報國之志。並反用陸游的詞“零落成泥碾作塵,隻有香如故。”落紅,本指脱離花枝的花,但是,並不是沒有感情的東西,即使化做春泥,也甘願培育美麗的春花成長。不爲獨香,而爲護花。表現詩人雖然脱離官場,但依然關心着國家的命運,不忘報國之志,充分表達詩人的壯懷,成爲傳世名句。   

  這首小詩將政治抱負和個人志向融爲一體,將抒情和議論有機結合,形象地表達了詩人複雜的情感。龔自珍論詩曾說“詩與人爲一,人外無詩,詩外無人”(《書湯海秋詩集後》),他自己的創作就是最好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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