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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29日 星期六

曹寅

曹寅

  生於顺治十五年(1658),卒於康熙五十一年(1712)。清文學家,號荔軒,又號楝亭,先世爲漢族,原籍奉天遼陽(今遼寧)。自其祖父起爲滿洲貴族的包衣(奴僕),隸屬正白旗,官至通政使、管理江寧織造、巡視兩准鹽漕監察御史。善騎射,能詩及詞曲。曹寅是小說家曹雪芹的祖父。

編輯本段主要作品
  曹寅字子清、楝亭,號荔軒、雪樵。作有《楝亭詩鈔》亦名《西農詞》、《詞鈔》、《續琵琶記》等。又匯刻前人文字、音韻書爲《楝亭五種》,藝文雜著爲《楝亭書十二種》,校勘頗精。
  曹寅字子清,一字棟亭,漢軍人。累官通政使,有《棟亭詩鈔》、《詩别鈔》、《文鈔》、《詞鈔》。

編輯本段生平記略
  曹寅十六歲時入宮爲康熙禦前侍衛,一說曾做過康熙伴讀,曹寅與康熙這對少年君臣在幼時建立了良好的關係,這也是曹寅一生深得康熙信任的主要原因之一。康熙二十九年任蘇州織造,三年後移任江寧織造,康熙四十二年起與李煦隔年輪管兩淮鹽務,凡四次。康熙後四次南巡皆住曹寅家,曹寅病危時康熙特賜奎寧,並派人星夜兼程由北京送到南京,可惜藥未到,曹寅已卒。曹寅爲人風雅,喜交名士,通詩詞,曉音律,主編《全唐詩》,有《楝亭詩抄八卷》、《詩抄别集四卷》、《詞抄一卷》、《詞抄别集一卷》、《文抄一卷》傳世。一說戲曲《虎口餘生》與《續琵琶》爲曹寅所著。原配顧氏,早卒,後娶李煦父李士禎族弟李月桂之女李氏。

編輯本段家族情況
  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攝政王多爾袞死後被認定犯了大罪,顺治將多爾袞的正白旗收歸自己掌管,曹家也由王府包衣轉爲内務府包衣,成爲皇帝的家奴。這時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璽也由王府護衛升任内廷二等侍衛。“内廷”就是皇帝居住的地方,曹璽在這種地方當差,他就會有更多的機會和皇家的人接觸,取得他們的喜歡和信任。在三年以後,康熙皇帝出生。按清朝的制度,凡皇子、皇女出生後,一律在内務府三旗即鑲黄、正黄、正白三旗包衣婦人當中,挑選奶媽和保姆。曹璽的妻夫人孫氏,被選爲康熙的保姆。從此,曹家與皇帝的關係也就更加親密。
  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正擔任内務府營繕司郎中的曹璽被康熙任命爲江寧織造,負責織辦宮廷里和朝廷官用的綢緞布疋,以及皇帝臨時交給的差使,充任皇帝的耳目。
  由於曹璽忠實勤奮、辦事利索,康熙對他更加寵信,又賞蟒袍,又贈一品尚書銜,並親手寫“敬慎”的匾額賜給他。康熙二十三年,曹璽“積勞成疾”,死在工作崗位上。康熙南巡至江寧時(今天的南京),親自到織造署慰問曹璽的家屬,還特派了内大臣去祭奠他。
  曹璽的兒子,也就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17歲時就當上康熙的侍衛,深得康熙賞識。
  康熙二十九年,他出任蘇州織造,兩年後又調任江寧織造。從此,曹寅和他的兒子曹颙、繼子曹頫連任江寧織造近40年。

編輯本段仕途經歷
  曹寅喜好文藝,又愛好藏書,他精通詩詞、戲曲和書法,他的代表作有《楝亭詩鈔》、《楝亭詞鈔》等 。曹寅深厚的文化教養和廣泛的文化活動,營造了曹家的文化藝術氛圍。此時的曹家,呈現出空前的繁榮。
  然而,就在這繁華的背後,已是潛伏着危機,由於曹寅的日用排場,應酬送禮,特别是康熙四次南巡的接駕等等,在經濟上給曹寅造成了巨額的虧空,甚至可以說,曹寅已經給曹家種下了衰敗的禍根。
  康熙四十八年十二月初六(公元1709年),兩江總督噶禮參奏曹寅,密報康熙說,曹寅和李煦虧欠兩淮鹽課銀三百萬兩,請求公開彈劾他。康熙把曹寅看成是“家人”,噶禮要求公開彈劾曹寅,康熙當然不會批准。但事關重大,康熙不得不私下諄諄告誡曹寅和他的大舅子李煦,必需設法補上虧空。
  曹寅面對茫茫債海,已經無法彌補,也沒有能力挽回局面。康熙五十一年七月,一病不起,死在颺州。李煦奏摺上說:彌留之際,核算出虧空庫銀二十三萬兩,而且曹寅已經沒有資產可以補上。
  曹寅死後,康熙爲保全曹家的江南家產,免遭搬遷的損毁,特命曹寅之子曹颙繼任江寧織造;兩年後曹颙病故,康熙又親自主持將曹寅的四侄曹頫過繼過來,接任了江寧織造的職務。同時康熙又讓曹寅的大舅子蘇州織造李煦代管兩淮鹽差一年,用所得的銀子補齊曹寅生前的虧空。
  就在曹寅去世的當年,即康熙五十一年,其於二月進京述職,擕長子曹颙南返。曹寅去後,康熙命曹颙任江寧織造,至卒,康熙又命其弟曹頫繼任。

編輯本段死後穫罪
  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又查出曹寅生前虧空織造庫銀三十七萬三千兩。
  康熙隻好再次做安排。讓兩淮鹽政李陳常和李煦代爲補還。到了康熙五十六年,才總算把這筆賬補上。
  康熙照顧曹家,是看在曹璽和曹寅的情分,到了曹頫這一輩,就疏遠、淡漠了許多。康熙曾經明確對曹頫說:“念爾父出力年久,故特恩至此。”康熙六十一年,因李煦、曹頫拖欠賣人參的銀兩,内務府奏請康熙,嚴令李煦、曹頫將拖欠的銀兩必須在年底之前交清,否則就嚴加懲處,康熙當即就批准了。顯然,這與康熙以前對曹寅的態度,已是決然不同了。
  雍正上台以後,接連頒布諭旨,開始在全國上下大張旗鼓地清查錢糧,追補虧空。他一再表示,我不能再像父皇那樣寬容了,凡虧空錢糧官員一經揭發,立刻革職。
  僅雍正元年,被革職抄家的各級官吏就達數十人,與曹家既是親戚又患難與共的蘇州織造李煦,也因虧空穫罪,被革職抄家。
  但一開始雍正並沒有把曹家與李煦一起治罪,而是允許他將虧空分三年還完。曹頫自身的虧空尚未補完,又增加了曹寅遺留的虧空,隻好多方求人托人。雍正爲防止有人嚇唬敲詐曹頫,特地在曹頫的請安摺上寫了嚴詞批語:亂跑門路,交結他人,隻能拖累自己,瞎費心思力氣買禍受;主意要拿定,安分守己,不要亂來,否則壞朕名聲,就要重重處分,怡親王也救不了你!
  雍正皇帝的這個朱批特諭,說明他對曹頫“亂跑門路”是十分不滿的,但是從總體上來看,雍正皇帝還是出於好意的。

編輯本段百年疑團
  清朝時轟動朝野的《全唐詩》、《佩文韻府》和《全唐文》三部古籍巨著,分别於康熙、嘉慶年間在颺州刊刻而成。近日,市檔案局清史工程中整理搶救出的《清宮颺州禦檔選編》不少奏摺,描繪了當年颺州刷印業高度發達的盛景。
  青島市檔案局副局長、文史專家魏怡勤經過對“禦檔”精心研究,昨天向記者解讀了這三部古籍巨著在颺州校刻的全過程。
  颺州詩局爲何設於天寧寺?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江寧織造、通政使司通政使,兼任兩淮巡鹽御史曹寅,在颺州創辦了一個大規模的編校出版機構——“颺州詩局”,奉旨校刻《全唐詩》。“颺州詩局”就設在颺州天寧寺里面。
  康熙四十四年的三月十九日,“上發《全唐詩》一部,命江寧織造曹寅校刊,以翰林彭定求等九人分校。”曹寅奉旨後,即積極着手籌備。當年至次年期間,曹寅所上的奏摺很多内容與刊刻《全唐詩》有關。
  據史料稱,曹寅把“颺州詩局”設在天寧寺里,是因爲天寧寺内就有巡鹽御史的行署,屬於兩淮巡鹽御史的房產,而且10多年前孔尚任曾住在天寧寺東廊待漏館。這樣既不用出去另找房子,也便於管理,有利於提高校刊《全唐詩》的質量,加快校刊《全唐詩》的速度。
  《全唐詩》究竟何時開刻?
  《全唐詩》開刻時間問題一直有爭論,而清宮颺州禦檔的解密,使這個歷史疑團迎刃而解。
  據《清宮颺州禦檔選編》載,曹寅四十四年(1705)五月初一日摺雲:“恭蒙諭旨刊刻《全唐詩集》,命詞臣彭定求等九員校刊。臣寅已行文,期於五月初一日天寧寺開局……”可以看出,五月初一日,天寧寺開刊刻《全唐詩》書局,但校刊工作並未完全開展。
  另從其他檔案資料可以看到,編校詞臣是陸續到位的。曹寅於康熙四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的奏摺:“校刊全唐詩,現今鏤刻已成者,臣先將唐太宗及高、岑、王、孟肆家刷印,裝潢一樣貳部進呈。其紙張之厚薄,本頭之高下,伏候欽定,俾臣知所遵行。”康熙帝朱批:“知道了。樣本都改過發回。”
  《全唐詩》大規模的刊印工作自此開始。颺州詩局進入刊刻工作的高峰期,實際上是在康熙四十四年十月以後。
  《全唐詩》何時刊印完畢?
  在此後的一年時間里,曹寅多次上奏康熙,請示刊刻事宜。康熙四十五年(1706)二月二十八日的奏摺說:“又詩局翰林官等,校修唐詩,今年可以竣事。”到了七月初一奏摺:“遵旨校刊全唐詩集,目下刊刻隻剩五百餘頁,大約本月内可以刻完,八月内校對錯字畢,即可全本進呈。共計有十二套,除春間所進二套外,又校對得六套,謹裝訂進呈禦覽,伏求聖訓俯鑒錯誤,指示臣等,使得刊改歸正,以成一代之書。”康熙帝朱批:“刻的書甚好,等細細看完序文,完時即打發去。”至此,《全唐詩》的校刻工作已接近尾聲。
  康熙四十五年九月十五日奏摺:“今有刻對完全唐詩九十套,進呈禦覽。其餘俱已刻完,月内對完,即行刷印進呈,合並奏聞。”《進全唐詩表》說:“於康熙四十五年十月初一日書成,謹裝潢成帙,進呈聖覽者。”
  康熙四十六年(1707)四月十六日(5月17日,康熙《禦制全唐詩序》寫成頒發,補刻詩序,冠式書前。《全唐詩》的刊印工作即全部結束。
  刊印速度和質量如何?
  今本《全唐詩》900卷計9814頁,除去先前所試刻少部分外,平均每月刊刻在1000頁以上,這個速度在雕版印刷時代是相當快的。
  從奏摺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全唐詩》異常重視寫刻質量。
  曹寅上奏康熙時說:“臣細計書寫之人,一樣筆蹟者甚是難得,僅擇其相近者,令其習成一家,再爲繕寫,因此遲誤,一年之間恐不能竣工。”當時正流行軟字精刻風尚,曹寅於康熙四十四年七月專門召集文人訓練名手繕寫和雕刻《全唐詩》,《全唐詩》字體借鑒歐體、趙體風格,秀麗、俊逸且900卷前後字體幾近一致,因爲字體風格獨特、印刷精美、校勘謹嚴,也爲其成爲清代雕版史上的典範之作奠定基礎。
  曹寅何時何因去世?
  爲了更好地昭示自己的文治武功,玄燁又於康熙五十一年三月,命江寧織造曹寅、蘇州織造李煦、杭州織造孫文成等,於颺州開刻《佩文韻府》。之所以把刊刻地定在颺州,恐與曹寅曾在颺州校刻《全唐詩》,所刻書令康熙十分滿意有關。
  曹寅康熙五十一年(1712)四月初三日(5月7日)奏摺稱:“《佩文韻府》已於三月十七日(4月22日)開工刊刻。”此則奏摺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佩文韻府》在颺州開刻的准確日期。
  至於刊竣的日期,我們可以從檔案書籍中找到答案。據《清宮颺州禦檔選編》載,李煦在“奏爲禦頒佩文韻府在颺州刊刻公竣裝箱進呈等請旨事”一摺中稱:“竊臣與曹寅、孫文成奉旨在颺州刊刻禦頒《佩文韻府》一書,今已工竣。謹將連四紙刷訂十部,將樂紙刷訂十部,共裝二十箱,恭進呈樣。再連四紙應刷釘若幹部,將樂紙應刷釘若幹部。”
  此奏摺還說明《佩文韻府》的雕印任務是曹、李、孫三人共同奉旨承辦的,書局的初期刊刻工作由曹寅主持,但不久曹寅病故。李煦於康熙五十一年(1712)七月十八日(8月19日)奏曰:“江寧織造曹寅於六月十六日(7月19日)自江寧來颺州書局料理刻工,於七月初一日感受風寒,臥病數日,轉而成臒,雖服藥調理,日漸虛弱。”七月二十三日又上奏:“曹寅七月初一日(8月2日)感受風寒,輾轉成臒,競成不起之症,於七月二十三日(8月24日)辰時身故。”
  曹寅未能主持工作至《佩文韻府》完工,曹寅卒後,李煦主持刊刻工作,直至竣工。
  實際上,至康熙五十二年(1713)九月初十日全書已刻完,康熙在看完樣本後,朱批道:“此書刻得好的極處。”至此,《佩文韻府》的刊刻工作全部結束。
  《佩文韻府》自康熙四十三年(1704)十二月在京開編,康熙五十一年三月在颺開刻,至康熙五十二年(1713)九月刊竣,前後曆時近十年。
  《全唐文》爲何稱“颺州官本”?
  颺州詩局刊刻《全唐詩》80年後,嘉慶皇帝也用其曾祖的辦法,命兩淮巡鹽御史阿克當阿,在颺州刊刻《全唐文》等内府古籍。
  與《全唐詩》相比,《全唐文》投入了更多的編撰力量。先後參與編撰者近百人,其中既有詞章名家法式善、周之琦秦恩複等,又有淵博學者阮元徐松胡承珙等。該書編成後,即頒發颺州,由督理兩淮鹽政阿克當阿等負責校刻,嘉慶二十四年(1819)刻成,此即後人所稱的“颺州官本”。
  翻閱《清宮颺州禦檔選編》,收錄有關《全唐文》的奏摺計三則,其中《奏爲校刊欽定全唐文告成奉旨賞還頂戴謝恩事》一摺,除了讓我們知道嘉慶帝對刊成的《全唐文》非常滿意之外,還得知另一件事:阿克當阿和蘇楞額二官員因刊刻《全唐文》有功,嘉慶帝賞還了兩人的頂戴,官複原職。

南朝齐


南朝齐


  南朝齐(479-502年),南北朝时期南朝第二个朝代。为萧道成所建。史称“南齐”(以与北朝的“北齐”相区别)或“萧齐”。以齐为国号,源于谶纬之说。《谶书》云:“金刀利刃齐刈之”,意即“齐”将取代“宋”。
  南齐是南北朝四个朝代中存在时间最短的,仅有二十三年。齐高帝萧道成借鉴了宋灭亡的教训,以宽厚为本,提倡节俭。他共在位四年,在他临死前,要求其子武帝继续统治其方针,并且不要手足相残。武帝遵其遗嘱,继续统治国家,使南朝又出现了一段相对稳定发展的阶段。武帝死后,齐国的皇帝又走上了宋灭亡的老路,他们纷纷杀戮自己的兄亲、叔侄,至东昏侯时,因其疑心过重,几乎将朝内大臣全部处死。这样一来齐国的江山又被动摇了。公元501年,雍州刺史萧衍起兵攻入建康,结束了南齐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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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道成建齐

南齐的开国之君萧道成是刘宋将领,在宋明帝在位期间担任右军将军。宋明帝去世后,他与尚书令袁粲共同掌管朝政。公元474年,萧道成平定江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的反叛,进爵为公,迁中领军将军,掌握了禁卫军,督五州军事。此时刘宋政权内斗激烈,萧道成逐渐掌握大权。公元477年,萧道成杀后废帝刘昱,立刘准继位。萧道成被封齐王。在这之后,萧道成铲除了忠于刘宋的袁粲、沈攸之等人。公元479年,萧道成迫使刘准禅让,刘宋灭亡,南齐建立。
  萧道成崇尚节俭,反对奢糜,并以身作则,将宫殿、御用仪仗等凡用金、铜制作的器具全部用铁器替代,衣服上的玉佩、挂饰等统统取消。高帝萧道成在位时经常吊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使我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可见他的提倡节俭与身体力行。齐高帝提倡节俭的政策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他也与北魏和好,维护边境安定。这使得新生的南齐政权迅速走向轨道。

萧赜时期

482年,齐高帝萧道成去世,由长子萧赜继位,即齐武帝。当时,庶族地主为了免除所承担的赋役,往往向官吏行贿,在政府的黄籍上注入伪造的父祖爵位,改成免役免税的士族。刘宋以来,这种改注籍状,诈入仕流的庶族地主很多。萧道成在继位的第二年(480年),专门设立校籍官和置令史,负责清查户籍。齐武帝登基后,继续其父的政策。那些被认为有假的户籍,都须退还本地,称为“却籍”。核查出本应服役纳赋而户籍上造假的,便恢复原来的户籍,继续承担赋役,称为“正籍”。这个政策虽然增加了赋税,却严重伤害了庶族地主的利益。
  公元485年富阳唐寓之为此起兵叛乱,虽然这次叛乱被齐武帝迅速平息,但检籍的政策依然受到庶族的激烈反对。最终,在490年,齐武帝被迫妥协,宣布“却籍”无效,对因为“却籍”而被发配戍边的人民准许返归故乡,恢复刘宋升明时期户籍所注的原状。
  尽管如此,齐武帝依然是一个英明的君主。他基本继承了齐高帝的作风,崇尚节俭,并且与北魏保持边界和平,使得南齐的国力大幅增强。

昏君萧昭业

齐武帝在登基时,就立长子萧长懋为皇太子。但萧长懋在齐武帝在位期间就去世了,齐武帝只好选择皇太孙萧昭业作为继承人。493年,齐武帝去世,萧昭业继位。为武帝发丧之日,萧昭业刚刚送葬车出端门,就推说自己有病不能前去墓地。回宫后,马上召集乐工大奏胡曲表演歌舞,喇叭胡琴,声彻内外。萧昭业登基后,赏赐自己的亲信,一次赏赐就百数十万。每次看见宫中财宝,就自言自语:“我从前想你们一个也难得,看我今天怎么用你们!”他刚继位时,御库中总共有钱八亿万之巨,金银布帛不可胜数。萧昭业继位不到一年,已经挥霍大半,都赏赐给得意的左右、宫人。甚至打碎宫中宝物作为娱乐。他爱好斗鸡,甚至花数千钱来买斗鸡。
  萧昭业贪图享受,不问政事。辅政大臣萧鸾多次劝谏,萧昭业就是不听,还打算铲除萧鸾。近卫军首领萧谌、萧坦之看到萧昭业日渐昏暴,都依附萧鸾,准备发动政变罢黜他。494年,萧鸾带兵入宫,诛杀萧昭业。萧鸾以太后的名义废萧昭业为郁林王,迎立其弟新安王萧昭文为帝。不到四个月,萧鸾废萧昭文为海陵王。萧鸾自立为帝,史称齐明帝。

齐明帝时期

齐明帝萧鸾是萧道成的侄子,在武帝去世时受命辅佐萧昭业。在通过政变手段上台之后,为避免历史重演,他遂大肆诛杀齐高帝、齐武帝子孙以防后患。他性情阴险,对外崇尚节俭,在自己宫中却奢侈如故。他崇信道术,每次出行都要占卜吉凶。向南出行则宣称是向西行,向东出行则宣称是向北行。萧鸾晚年病重,对外却一直隐瞒病情,直到萧鸾特地下诏向官府征求银鱼以为药剂,外界才知道萧鸾患病。498年,萧鸾去世,由其子萧宝卷继承。

灭亡

萧宝卷刚即位,显出他的残暴本性,便杀害顾命大臣右仆射江佑、司空徐孝嗣、右将军萧坦之、领军将军刘喧等人,以便为所欲为。
  萧宝卷性格讷涩,很少说话,不喜欢跟大臣接触,常常出宫闲逛,每次出游都一定要拆毁民居、驱逐居民,闹得民不聊生。后宫失火被焚,他就新造仙华、神仙、玉寿三座豪华宫殿。他又凿金为莲花,贴放于地,令宠妃潘氏行走其上,称为“步步生莲花”。
  面对这种局面,始安王萧遥光、太尉陈显达和将军崔慧景连续发起三次兵变,试图起事推翻萧宝卷,但都被平定。萧宝卷因此更加放纵,派人毒杀平叛最力的尚书令,亦为宗室的萧懿,萧懿之弟萧衍遂起兵攻建康。公元501年,萧衍攻陷建康,萧宝卷被将军王珍国所杀,萧衍将其降为东昏侯,萧衍改立萧宝融为帝,即齐和帝。
  502年,齐和帝被迫禅让于萧衍。萧衍改国号为梁,是为梁武帝,南齐灭亡。

文化

南齐永明年间(483-493),社会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比较繁荣,为作家们潜心创作,钻研声律和诗歌创作规律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萧赜自幼跟随其父齐高帝萧道成东征西讨,担任过县州郡的地方长官,有比较丰富的统治经验。他即位后,特别注意调节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以及和北齐政权的矛盾,又注意调和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因此,他在位的11年间,社会比较稳定,生产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士民富庶。《南齐书·良政传序》说:“永明之世,十许年中,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作者萧子显是南齐宗室,虽然不无溢美之词,但多少反映了当时的现实。其次,统治阶级对文学的重视以及文学集团的活动,大大促进了诗歌创作的繁荣和写作技巧的提高。南朝从刘宋以来,文学的独立性大大加强,元嘉十六年(440),宋文帝在儒学、玄学、史学三馆外,别立文学馆;嗣后,宋明帝立总明观,分儒、道、文、史、阴阳为五部。从此,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与经史等分开来了。几十年间,经几代人的不断努力,终于将文学从封建统治的附庸地位中解放出来,使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到了南齐永明年间,由于统治阶级的重视,文士们经常受到统治集团高层人物的征召而集中到他们的门下,除担任一定工作之外,还集体进行文学创作,切磋技艺,共同探索文学内部的发展规律,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据史籍记载,永明年间至少有四个比较大型的文学集团存在,依次是:卫军将军王俭集团、竟陵王萧子良集团、豫章王萧疑集团、随王萧子隆集团。其中萧子良集团存在的时间最长,人数最多,规模最大,影响最大。“永明体”诗人绝大多数出自该集团。
  永明诗人的创作及“永明体”诗的特征:永明诗人,不仅有理论,而且还有大量的诗歌创作。《南齐书·陆厥传》说:“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毅,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永明体”的代表作家,历来认为是沈约、谢朓、王融三人。沈约的诗数量最多,而且他在理论上的阐述代表着“永明体”的主张,但实际创作成就不如谢朓。谢朓的诗风上承曹植,善于以警句发端,在写景抒情方面,兼取谢灵运、鲍照两家之长,而避免了艰涩之弊。谢朓的五言诗,今存130多首,其中新体诗占三分之一左右。这些诗都已具有五言律诗的雏型,只是有用仄声作韵的。句和篇的声律还不确定。尽管他的这些诗篇在声律上还表现得有些混乱,但也可看到已渐有了些眉目。除了以上三人之外,范云、丘迟等人也都写过不少好诗,诗风也近于谢、沈。到梁代才成名的何逊、吴均、柳恽和刘孝绰等人也都各自成家。何逊诗风也接近谢朓,吴均较有古气,很具特色。竟陵八友之一、后成了梁朝开国皇帝的萧衍也写过一些清丽可读的诗歌,但不赞成“四声八病”之说。
  “永明体”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在“永明体”以前,诗坛上流行的是“古体诗”,亦称“古诗”、“古风”,每篇句数不拘,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诸体,不求对仗,平仄和用韵也比较自由。唐代以后,形成了律诗和绝句,称为“近体诗”,亦称“今体诗”。这是同“古体诗”相对而言的,句数、字数和平仄、用韵等都有严格的规定。而这“近体诗”的雏形,就是“新体诗”,即“永明体”诗。“永明体”的出现,标志着古体诗已暂告一段落,预示着“近体诗”的即将出现。因此,即使后人对“永明体”诗提出了这样那样的批评,“永明体”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还是应该予以肯定,并给予恰当的评价的。

南朝齐世系

太祖高皇帝-萧道成 在位4年。祖籍东海兰陵,东晋初迁晋陵武进县界内侨置兰陵郡。父萧承之为宋汉中太守,后转南泰山太守,右军将军。以将门子,屡率兵攻伐。宋明帝时,渐被信用,地位始隆,及平桂阳王刘休范之乱,掌握了刘宋军政大权。477年杀后废帝迎立顺帝,拜司空、录尚书事,后位至相国,封齐王。479年代宋自立,改国号为齐。
  世祖武皇帝-萧赜 在位12年。高帝长子。以皇太子嗣位。
  郁林王-萧昭业 在位2年。武帝文惠太子萧长懋长子。永明11年,文惠太子死,被立为皇太孙,武帝死,乃嗣位,后为西昌侯萧鸾(高帝侄)所杀,贬号郁林王。
  恭王(海陵王)-萧昭文 在位1年。武帝文惠太子第二子。郁林王被杀,萧鸾立以为帝。即位仅数月(494年7月至10月),又被萧鸾废为海陵王,旋被杀,谥曰恭。
  高宗明皇帝-萧鸾 在位5年。高帝萧道成侄,安贞王萧道成生子。494年7月杀郁林王,立恭王。同年10月杀恭王,自立为帝。
  东昏侯-萧宝卷 在位4年。明帝第二子。以皇太子嗣位,淫昏嗜杀,雍州刺史萧衍起兵攻建康,城中禁卫军倒戈,杀萧宝卷,迎萧衍,废帝为东昏侯。
  和帝-萧宝融 在位2年。明帝第八子。501年三月萧衍反,奉以为帝,即位于江陵。在位2年,禅让于梁,齐亡。旋被杀。

漢武帝

漢武帝
 

漢武帝- 劉徹 (前156-前87)

       一位有雄才大略又能善於用人的盛世君主.
        初, 因連年爭戰人口減少,生產力不足,但經文景之治的休養生息之後,中國的國力已達巔峰.漢武帝繼位後,著手開始解決北方的匈奴的威脅.重用名將,霍去病,衛青,李廣等,加上張騫 的外交,令中國在國際舞台迅即揭起.經三十年的經營.基本上解決了匈奴的威脅.而且已儼然成為東亞的霸主.
        在當時,中華帝國的地位如日中天.公元前二八年,北匈奴殺中國使節,八年後,中國西域總督府副校尉陳湯利用西域各國的軍隊,和囤在西域的漢軍,對北匈奴發起攻擊,終於一舉消滅北匈奴.陳湯在向中央陳述發兵的理由說:"凡侵犯中國的,逃的再遠,也要誅殺."如此氣慨,現在的中華兒女也應汗顏.


漢武帝[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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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劉徹
漢武帝.png
概要
姓名劉徹
廟號世宗
諡號孝武皇帝
陵墓茂陵
政權西漢
在世前156年7月31日前87年3月29日(68歲)
在位前141年3月9日前87年3月29日(54年)
年號 後元 前88年前87年二月
漢武帝劉徹(前156年7月31日-前87年3月29日),漢朝第七位皇帝,於7歲時被冊立為太子,於16歲登基,在位達54年,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功積顯赫,和秦始皇被後世並稱為「秦皇漢武」,被評價為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皇帝之一。漢武帝的思想積極進取,具為有前瞻性,為朝廷以至社會帶了新思維,於實得權力後進行了多項大刀闊斧的改革,深遠地影響著後世。
對內政策上,漢武帝用人為才,不問出身,又開創了察舉制,以致該時期培養及出現了大量名臣良將;他又頒布《推恩令》,和平地削減了諸侯的權力及勢力,另外採納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成為了至今的中國社會主流思想。
對外政策上,漢武帝一改漢高祖劉邦白登之圍後世代朝廷奉行的和親傳統,以強勢態度積極地對付匈奴,發動第二階段漢匈戰爭,先後收復了西漢初年的多處領土,不過終其一世未能解除了秦朝以來匈奴於中國西北部的威脅;[1][2]漢武帝又大幅度地開疆拓土,先後在秦朝故土吞滅了東甌國南越國閩越國,及衛滿朝鮮夜郎國等等,繼秦朝後再次奠定了現代中國本部疆域;同時兩次派遣張騫出使西域,開闢絲綢之路,將中華帝國不論在民生經濟文化或者軍事上,都推上了空前的高峰,其任期被稱為漢武盛世,為縱貫漢朝的極盛時期。
然而,由於連年征戰,與匈奴交戰數次惟未能夠將其殲滅,以致漢武帝晚年時國家外強中乾,對人民造成了相當大的負擔。晚年性情反覆無常,而且迷信多疑,致使了巫蠱之禍的發生,為其普遍整體正面評價留下負面部份。駕崩前兩年,漢武帝在輪台下道《罪己詔》,重拾文景之治時期的與民生息的政策,為後來的昭宣中興奠定基礎。

目錄

  [隱藏

名稱[編輯]

漢武帝曾經以為名的說法出自於志怪小說漢武故事[3]。《史記[4]和《漢書[5]則明確紀錄劉徹於被封為膠東王前,名字為徹,無彘字。既使是後世由司馬光編纂的《資治通鑒[6],亦無採信《漢武故事》的說法。

早年[編輯]

漢武帝生於漢景帝前元年(前156年),母王氏,漢景帝中子[7][8]。其母王氏在懷孕時,漢景帝尚為太子。王氏夢見太陽進入她的懷中,告訴景帝後,景帝說:「此貴徵也。」劉徹還未出生,他的祖父漢文帝就逝世了。漢景帝即位後,劉徹出生[9],他亦是王氏唯一的兒子。
前元四年(前153年),劉徹以皇子的身份被封為膠東王。同年,景帝的長子、他的異母長兄劉榮獲封為太子。前元六年(前151年)秋九月,無子無寵的薄皇后被廢。第二年(前150年)春正月,廢栗太子劉榮臨江王;夏四月乙巳,其母王氏被立為皇后,丁巳,劉徹被立為太子。他成為太子與其母孝景王皇后和其姑母館陶公主劉嫖有很大關係。劉嫖許諾將她的女兒陳氏嫁給當時四歲(古代按虛歲計算)的膠東王劉徹。[10]劉徹後娶陳氏為妃,兩人成婚的時間無考。
後元三年(前141年)正月,景帝逝世。甲子,太子劉徹即皇帝位,尊皇太后竇氏曰太皇太后,皇后王氏曰皇太后。[11]

政治舉措[編輯]

政治[編輯]

漢武帝在地方設置十三州部刺史。即完善監察制度,加強對地方的控制,打擊地方豪強。京師七郡則另外設立司隸校尉監察。漢武帝將全國地方劃分為13個監察區,是為冀、兗、豫、青、徐、幽、並、涼、荊、揚、益、朔方、交趾共13州(京畿附近7郡為司隸校尉部作為一個單獨的監察區)。每州派遣一名刺史,每年8月巡行所部,監察地方官員和強宗豪右,歲終至京師向御史中丞稟報。此時的刺史為監察官,秩六百石,較郡守的秩比二千石為低。
察舉制中國古代有系統選拔人才制度之濫觴,對後世影響極大。主要用於選拔官吏。它的確立是從漢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開始的。察舉制不同於以前先秦時期的世襲制和從時建立的科舉制,它的主要特徵是由地方長官在轄區內隨時考察、選取人才並推薦給上級或中央,經過試用考核再任命官職。察舉制此後成為漢代聘用官吏的制度,有的學者曾經指出,漢武帝「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的元光元年,是「中國學術史和中國政治史的最可紀念的一年。」[12]
  • 徵辟制是漢武帝時推行的一種自上而下選拔官吏制度,就是徵召名望顯赫的人士出來做官,主要有皇帝徵聘和府、州郡辟除兩方面,皇帝徵召稱「征」,官府徵召稱「辟」。用以作為察舉制的補充。[13]
西漢初,諸侯王的爵位,封地都是由嫡長子單獨繼承的,其他子孫得不到尺寸之地。雖然文景兩代採取了一定的削藩措施,但是到漢武帝初年,「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謀以逆京師」,嚴重威脅著漢朝的中央集權。因此元朔二年正月,武帝採納主父偃的建議,頒行「推恩令」。推恩令吸取了晁錯削藩令引起七國之亂的教訓,規定諸侯王除以嫡長子繼承王位外,其餘諸子在原封國內封侯,新封侯國不再受王國管轄,直接由各郡來管理,地位相當於縣。這使得諸侯王國名義上沒有進行任何的削蕃,避免激起諸侯王武裝反抗的可能。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導致封國越分越小,勢力大為削弱,從此「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十餘里」。
漢武帝建立了中朝削弱相權,鞏固皇權。「中朝」又稱「內朝」,由皇帝左右的親信的近臣所構成。漢武帝時,他選用一些親信侍從如尚書、常侍等組成宮中的決策班子,稱為「中朝」或「內朝」。相對與「外朝」而言,「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也[14]」。中、外是相對皇帝居住的宮禁而言,中朝(內朝)官員享有較大的出入宮禁的自由,可隨侍皇帝左右且能在宮中辦公,外朝官員則無此特權。藉由此來培植一批立足於宮中、與以丞相為首的原有朝臣分庭抗禮的內廷官員。重要政事,「中朝」在宮廷之內就先自作出了決策,再交由「外朝」的丞相來執行。尚書,本來是皇帝身邊掌管文書員。「中朝」形成之後,尚書的地位日益重要。尚書和一般只參與宮廷議政的官員不同,由於既有官署、官屬,又有具體的職司,作為皇帝的秘書機構,在「中朝」逐漸居於核心地位。[15]
中國歷史上,年號由漢武帝發明及首先使用,首個年號為建元前140年前135年)。此前的帝王只有年數,沒有年號。據清朝趙翼的《二十二史札記》考證,年號紀年是在漢武帝十九年首創的,年號為「建元」。《漢書》上記載說,那年十月,漢武帝出去狩獵,捉到一隻獨角獸白麟,群臣認為這是吉祥的神物,值得紀念,建議用來記年,於是立年號為「元狩」,稱那年(前122年)為元狩元年。可是,過了六年,又在山西汾陽地方獲得一隻三個腳的寶鼎,群臣又認為這是吉祥的神物,建議用來紀年,於是改年號為「元鼎」,稱那年為元鼎元年。後來,人們把這記錄年代的開始之年稱為「紀元」,改換年號叫做「改元」。此後,每次新皇帝登基,常常會改元,並同時改變年號。一般改元從下詔的第2年算起,也有一些從本年年中算起。

文化[編輯]

建元元年(辛丑,公元前一四零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以古今治道。[16]。廣川董仲舒上天人三策,對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17]漢武帝採用了董仲舒的建議,[18],「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結束先秦以來「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的局面,於是「令後學者有所統一」。[19]儒學中國古代的特殊地位鋪路,亦使到儒學成為了中國社會的基礎思想。對中國後代的政治、社會文化等領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是,亦有人認為他利用儒學敦化民風,同時採用法術刑名鞏固政府的權威,即是所謂儒表法裏
漢武帝元朔五年,創建太學,是接當時儒家學者董仲舒的建議。董仲舒指出,太學可以作為「教化之本原」,也就是作為教化天下的文化基地。他建議,「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這樣可以使國家得到未來的人才。所謂「養天下之士」,體現出太學在當時有為國家培育人才和儲備人才的作用。漢武帝時期的太學,雖然規模很有限,只有幾位經學博士和五十名博士弟子,但是這一文化雛形,代表著中國古代教育發展的方向。太學的成立,助長民間積極向學的風氣,對於文化的傳播,成為重要的推手,同時使大官僚和大富豪子嗣壟斷官位的情形有所轉變,一般人家子弟得以增加入仕的機會,一些出身社會下層的人才,也有機會到朝廷做官。[20]
樂府一名本指管理音樂的官府。漢武帝在掌管雅樂的太樂官署之外,另創立樂府官署,掌管俗樂,收集民間的歌辭入樂。「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21]後人把樂府機關配樂演唱的詩歌,也稱樂府。
太初曆是中國歷史上曾經使用過的一種曆法,亦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完整統一,而且有明確文字記載的曆法。在天文學發展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由鄧平唐都落下閎司馬遷等根據對天象實測和長期天文紀錄所制訂。《太初曆》的制訂是中國歷史上具有重要性的一次曆法大改革,是中國文明在世界天文學上的不朽貢獻。《太初曆》的科學成就,首先在於曆法計算上的精密準確。中國漢初以前,主要採用「古六歷」(黃帝顓頊)中的《顓頊歷》。這個古歷,計算一年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一月是二十九天又九百四十分之四百九十九。由於這種古歷計算不夠精密,常出現月初是無月光的朔日,但實際天空中卻有圓滿的月光;月中是有月光的望滿之日,夜晚卻並沒有月亮。為了改變這種不對照的現象, 司馬遷主持制訂《太初曆》時,重新進行了反覆地周密地運算和實踐驗證。 [22]還在於第一次計算了日月蝕發生的周期和精確計算了行星會合的周期。[23]

經濟[編輯]

指中國西漢武帝統治時期進行的幣制改革。西漢自建立以來,幣制混亂,郡國鑄幣失控又是漢景帝時期七國之亂發生的原因之一。漢武帝統治時期,由於對外征伐不斷,中央財政從此前「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24] 的豐盈一變而為入不敷出的困局。「而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轉榖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25]富商大賈富可敵國,恰與窘困的中央財政形成了鮮明對比。中央政府除了靠鬻武功爵等方式快速增加財政收入外,「冶鑄煑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併兼之徒。」[26]增加中央財政收入,打擊大商人,此即漢武帝幣制改革的初衷。故漢武帝即位後,為了中央政府在經濟管理和政治統治上的需要,便十分重視解決幣制問題,先後進行了六次幣制改革,基本解決了漢初以來一直未能解決的幣制問題。一方面穩定了金融,另一方面將地方的鑄幣權重新統一於中央。六次改革後三官五銖的發行一舉解決了困擾西漢金融多年的私鑄、盜鑄問題,漢武帝的幣制改革至此取得了較大成功。
中央政府在鹽、鐵產地分別設置鹽官和鐵官,實行統一生產和統一銷售,利潤為國家所有。這項制度實施,使國家獨佔國計民生意義最重要的手工業和商業的利潤,可以供給皇室消費以及巨額軍事支出。當時,人民的賦稅的負擔沒有增加,國家的收入大增,不但彌補財政上的赤字,並且還有羸余。不過官營鹽鐵卻給社會經濟和民眾生活帶來負面的影響。例如官鹽價高而味苦,鐵制農具粗劣不合用等[27]
漢武帝元封元年,桑弘羊針對「諸官各自市(購買),相與爭,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28]的情況,在全國推行均輸法,下令各郡設均輸鹽鐵官,將上貢物品運往缺乏該類貨物的地區出售,然後在適當地區購入京師需求的物資。此法既能解決運費高昂的問題,又可調節物價。更重要的是均輸法舒緩漢武帝晚年的財政危機,桑弘羊對此曾有所讚揚:「山東被災,齊趙大饑,賴均輸之蓄,倉稟之積,戰士以奉,饑民以賑」[29]然而,均輸法卻被批評未能解決物價問題,「輕賈奸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30]

軍事[編輯]

匈奴末以來一直威脅中國北邊,使農耕生產的受到嚴重影響。武帝即位之後,自前133年馬邑之戰起,結束漢朝初期對匈奴和親政策,決心設法解決匈奴的外患問題。從元光六年(前129年)開始對匈奴作戰。經過李廣衛青霍去病等人的北伐後,西漢西北邊境上的威脅暫時解除。匈奴對中原北邊農耕經濟造成嚴重破壞的局面得以恢復。匈奴在軍隊主力以及人畜資產受到嚴重損失的情況下,繼續向北遠遁,並有七年時間即從公元前119年前112年漠南無王庭,不過其後匈奴又南下與羌人組織聯盟攻擊漢朝。[31]而西漢軍隊佔領從朔方張掖居延間的大片土地,設置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四郡,並且命令關東地區人民移民這一地區,此舉不但保障河西走廊的安全,使西方地區的得到開發,更打通了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交通的通路。
即使是這樣,匈奴尚有相當勢力,其勢仍足以威脅西漢王朝。在這種情況下,西漢統治者不得不調整其對匈奴的政策。[1]此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匈奴繼續侵犯漢朝本部邊塞,並屠殺朔方五原等郡都尉、吏民,一直到公元前71年,由於匈奴內部的天災和內亂才停止。[2]公元前89年匈奴又遣使向漢武帝索要米酒1萬石,糧食5千斛,絲綢1萬匹的歲幣,並以漢女為和親公主。[32]此外,漢武帝晚年對匈奴用兵不利,趙破奴李廣利李陵先後戰敗被匈奴俘虜。
漢武帝除了北伐匈奴之外,也武力平定四方,大幅開擴領土,在西南,漢朝消滅了夜郎南越國,先後建立了7,使到今日的兩廣地區自秦朝後重新歸納中國版圖。在東方,他於公元前109年前108年派兵消滅了衛氏朝鮮,並且將衛氏朝鮮的國土分為四郡──樂浪郡真番郡臨屯郡玄菟郡

外交[編輯]

漢武帝派遣了張騫出使西域,張騫的兩次出使打通了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交通的通路。[33]絲綢之路,極大促進了中國同西方經濟及文化的交流。

漢武盛世[編輯]

漢武盛世是西漢的全盛時期。

巫蠱之禍[編輯]

征和元年(西元前92年)十一月,巫蠱之禍興起。丞相公孫賀之妻使用巫術詛咒及在馳道埋木偶人的事件被告發,公孫賀一家被斬殺,同時還牽連到陽石公主和皇后衛子夫所生的女兒諸邑公主。其後漢武帝又發動了三輔騎士在皇家園林進行搜查,並且在長安城中到處尋找,過了11日才收兵。征和二年七月,與太子劉據結怨的武帝寵臣江充指使胡巫,說宮中有蠱氣。武帝命令江充與按道侯韓說等入宮追查,江充誣告太子宮中埋的木人最多,又有帛書,所言不守道法。太子得知後非常恐懼,聽從少傅石德的計策,派人詐稱武帝使者捕殺江充等人。漢武帝命令丞相劉屈氂派兵擊潰太子,太子舉兵對抗。激戰五日,太子兵敗逃亡後自殺。征和三年,此一冤案真相漸明,大臣上書直言進諫,武帝感悟,下令族滅江充家;腰斬劉屈氂,其妻梟首。因為巫蠱之禍被牽者,達幾萬人。

輪台罪己[編輯]

漢武帝將鹽鐵酒國營專賣,實行平準均輸政策,防止商人從中漁利,從而增加政府收入,達到了調節物價及防止市場壟斷的功效,但是亦造成了與民爭利的局面。商人遂將注意力轉移至土地買賣,導致土地兼併嚴重。雖然漢武帝武功極盛,但是到處征伐也造成了國庫空虛,大量人民被徵召從軍,死傷甚重,也影響了經濟發展。由於民生困苦、社會動盪不安、人民流離失所及民怨沸騰;天漢二年(西元前99年),南陽等地相繼爆發大規模農民起義,漢武帝頒下了《輪台罪己詔》向人民承認自己的罪過及公開作出反省。

臨終託孤[編輯]

漢武帝晚年得子劉弗陵,甚愛之。劉據巫蠱之亂死後,漢武帝立劉弗陵為太子[34]。太子即位前不久,其生母鉤弋夫人處死,避免未來再有太后涉政的現象[35]前88年,漢武帝命令畫工畫了一張《周公成王朝諸侯圖》送予霍光,意思是讓霍光輔佐他的小兒劉弗陵作為未來皇帝。對此,中華民國史學家呂思勉先生對《漢書·霍光傳》的此記載頗有異議,認為漢武帝於臨終前殺掉劉弗陵生母是為了避免母后干政、孤說的「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和畫周公輔政圖完全屬於捏造[36]
前87年二月丁卯,漢武帝駕崩於五柞宮,享年70歲。三月甲申葬於茂陵諡號孝武皇帝廟號世宗

文學作品[編輯]

漢武帝愛好文學,為提倡辭賦的詩人明朝王世貞以為,其成就在「長卿下、子雲上」(《藝苑卮鹽》)其他存留的詩作,《瓠子歌》、《天馬歌》、《悼李夫人賦》都「壯麗鴻奇」(徐禎卿談藝錄》),為詩詞評論家所推崇。

名臣良將[編輯]

家庭[編輯]

后妃和子女[編輯]

有皇后、太后封號者
  • 陳廢后。太子妃,後為皇后,終被廢,居長門宮[37]
  • 孝武衛思後衛子夫。巫蠱之禍後,自殺。生一子三女。除劉據之外,三女不詳,具體是哪三位公主有不同的說法[38]
  • 李夫人後被霍光追封為孝武皇后,陪葬茂陵。生昌邑王劉髆。
  • 趙婕妤鉤弋夫人)後被追封為趙太后。生漢昭帝劉弗陵。
妃嬪
兒子
  • 戾太子劉據,母衛子夫。巫蠱之禍後,自殺。其孫為劉病已,後改名劉詢,即漢宣帝
  • 齊懷王劉閎母王夫人。早薨,無子,國除。[39]
  • 燕刺王劉旦母李姬。漢昭帝即位,他與宗室劉長、劉澤及大臣上官桀、桑弘羊等謀奪取帝位,失敗,自殺,國除。[40]
  • 廣陵厲王劉胥母李姬。昭帝時,覬覦帝位,使女巫祝詛。宣帝即位,復與楚王延壽私通書信,後謀叛事發覺,又藥殺當事人二十餘人以滅口,為漢中央追窮治罪,自殺,國除。[41]
  • 昌邑哀王劉髆母李夫人。其子為漢廢帝劉賀[42],當過27天皇帝,後被廢。
  • 漢昭帝劉弗陵母趙婕妤。
女兒(由於歷史記載不詳,漢武帝之女未有明確排序,而且很可能部分女兒未曾在史書留名。)

評價[編輯]

  • 汲黯:「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諭之曰: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之耳。苟能識之,何患無人?夫所謂才者,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
  • 班固的《漢書·武帝紀》:「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后,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 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 曹丕:「孝武帝承累世之遺業,遇中國之殷阜,府庫余金錢,倉廩畜腐粟,因此有意乎滅匈奴而廓清邊境矣。故即位之初,從王恢之畫,設馬邑之謀,自元光以迄征和四五十載之間,征匈奴四十餘:舉盛餘,逾廣漢,絕梓嶺,封狼居胥,禪姑幕,梁北河,觀兵瀚海,刈單于之旗,剿閼氏之首,探符離之窟,掃五王之庭。納休屠昆邪之附,獲祭天金人之寶。斬名王以千數,馘酋虜以萬計。既窮追其散亡,又摧破其積聚,虜不暇於救死扶傷,疲睏於孕重墮殞。元封初,躬秉武節,告以天子自將,懼以兩越之誅,彼時號為威震匈奴矣。」[44]
  • 曹植:「世宗光光,文武是攘。威震百蠻,恢拓土疆。簡定律歷,辨修舊章。封天禪土,功越百王[45]。」
  • 馬周:「孝武皇帝雖然窮奢極侈,但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動。向使高祖之後,即有武帝,則天下必不能全。」
  • 李世民:「近代平一天下,拓定邊方者,惟秦皇、漢武。」
  • 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孝武纂極,四海承平。志尚奢麗,尤敬神明。壇開八道,接通五城。朝親五利,夕拜文成。祭非祀典,巡乖卜征。登嵩勒岱,望景傳聲。迎年祀日,改歷定正。疲秏中土,事彼邊兵。日不暇給,人無聊生。俯觀嬴政,幾欲齊衡。」
  • 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官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罰嚴明,晚而改過,顧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 李綱:「茂陵仙客,算真是,天與雄才宏略。獵取天驕馳衛霍,如使鷹鸇驅雀。戰皋蘭,犁庭龍磧,飲至行勛爵。中華疆盛,坐令夷狄衰弱。追想當日巡行,勒兵十萬騎,橫臨邊朔。親總貔貅談笑看,黠虜心驚膽落。寄語單于,兩君相見,何苦逃沙漠。英風如在,卓然千古高著。」
  • 朱熹:「武帝天資高,志向大,足以有為。末年海內虛耗,去秦始皇無幾。輪台之悔,亦是天資高,方能如此。」
  • 趙翼的《廿二史札記》:「仰思帝之雄才大略,正在武功。」
  • 吳裕垂:「武帝雄才大略,非不深知征伐之勞民也,蓋欲復三代之境土。削平四夷,盡去後患,而量力度德,慨然有捨我其誰之想。於是承累朝之培養,既庶且富,相時而動,戰以為守,攻以為御,匈奴遠遁,日以削弱。至於宣、元、成、哀,單于稱臣,稽玄而朝,兩漢之生靈,並受其福,廟號『世宗』,宜哉!」
  • 夏曾佑:「有為漢一朝之皇帝者,高祖是也;有為中國二十四朝之皇帝者,秦皇、漢武是也。」
  • 白壽彝:「促進了經濟繁榮與國家統一。」[46]
  • 翦伯贊:「用劍猶如用情,用情猶如用兵」。
  • 黃仁宇:「 有專制魔王的毛病[47]。」
  • 錢穆:「『王莽代漢』源自漢武帝種下的惡果。」 [48]。」
  • 孫中山:「「秦皇漢武、元世祖、拿破崙,或數百年,數十年而斬,亦可謂有志之士矣。拿破崙興法典,漢武帝紀贊,不言武功,又有千年之志者。[49]。」
  • 毛澤東:「漢武帝雄才大略,開拓劉邦的業績,晚年自知奢侈、黷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詔,不失為鼎盛之世。」[50]

逸事[編輯]

根據《史記》和《漢書》的描述,漢武帝為雙性戀。記載於史書上的佞幸(有公職或者貴族身份的男性情人)有韓嫣李延年韓說。《佞幸列傳》紀錄李延年「與上臥起,甚貴幸。」大臣金日磾之子亦曾經為弄兒(少年男性情人)[51][52]
根據《漢書 佞幸傳》記載,衛青霍去病也曾經被劉徹愛幸:「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不過後來並未有依賴與劉徹的親密關係而獲得名利,而是依靠自身的才華和功勛成為名將。《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中又暗示衛青「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

以漢武帝為題材的作品[編輯]